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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借唐婉三字:瞒,瞒,瞒

柏林时间2020年3月15日,旅居柏林的华人作家严歌苓就武汉新冠疫情撰文《借唐婉三字:瞒,瞒,瞒》,该文章内容细腻悲悼并充满锐利反思,引起读者广泛评论;现全文转载,方便读者阅读与思考。

 

遥望武汉,春风又绿汉江岸。而这是个多少人没有等来的春天。这是个多少逝者无法被吻别的春天。这是个被一千三百万武汉人错过的春天。

我在柏林,遥远地陪伴武汉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铁栅栏内,也是一天天错过了早春。院里院外,野花都开了,最近开放的是勿忘我。花朵虽小,但一蓝一片,蓝得静谧而伤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间终究薄情而善忘,谁又堪勿忘?假如我们民族都长了一副好记性,记住一次次灾难,我们的记忆存储盘早就爆了。

这已经是我们家自我囚禁的第三周。权当作陪伴苦难的武汉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上周六,离我们家半里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吼喊震天,足球赛照常举行。这样的万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于铁栅栏之内。站在铁栅栏里,遥看那些身着球迷装的柏林人嗨过我家栅栏墙,一路扔下他们的啤酒瓶、薯片袋。对于球迷们的短暂公德、教养休假,各国人都一笑而谅。何况这是春季到夏季他们最后一次群嗨,从此柏林将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动。我简直为他们痛楚。日耳曼族的内敛,缄默,攒出的呐喊都只能到那样的场合释放。

去年十二月底,国内的一个朋友向我发来最初的病毒信息,是一个医生告诫‌‌“护士妹妹们‌‌”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汉女友告警。她的母亲和兄妹都住在武汉,但我怀疑她是否实时向她的家人转达了我的紧张。中国人遇事‌‌“瞒,瞒,瞒‌‌”,我干过,你干过,她/他干过,我们都干过,不是吗?一瞒,首先是不愿做乌鸦,这也不无几分善意。二瞒,是怕麻烦;直面接受噩耗者的惊惧,恐慌,悲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烦的,是给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这需要把责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担。最后一瞒,对我便是疑团了,究竟为何而瞒?

为了某者能吃好一顿饭,这个坏消息先瞒了他吧;为了能把这个年过好,先瞒到过了年再说吧;为了大家还能在无知无畏中傻欢乐,乐一时是一时,瞒一时是一时,难道不也有撞对大运的时候?坏事瞒着瞒着就化了的,大事瞒着瞒着就变小的,再瞒一瞒吧。可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么样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凶恶神速,瞒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还被瞒着,就死了,以死来告诉你,真相绝瞒不住。

文亮大夫临终之前,我的武汉女友通过她的武汉朋友让我对他的弥留有过几小时的跟进。那几小时,我为李大夫默默祷告,还许了愿:假如李医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爱的红酒。后来发现,连那几小时,都是瞒。瞒住世界上所有为他不平的人,瞒住他的老母亲,他的爱妻,他的爱子,他那个遗留在妻子腹中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个孩子原本该在明年的春天,或许初夏,头一回不清晰地发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联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稳:‌‌“我……我怎么跟孩子说呀!‌‌”医院领导隐瞒李大夫真实死亡的时间,明知无用,却用心脏起搏器不断按压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类肋骨啊,不是钢筋混凝土,经得起几小时的机械按压?就是把那颗冷了的心按得还阳,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让人玉碎,无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领导,可摘乌纱帽,下有万千民众,可掀石榴裙。那两日的中国人,中华子孙可是信誓旦旦,永远不忘记吹哨人李文亮。记忆究竟能延续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长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离去的。七尺男儿可杀不可辱,先是领导辱,再是警察辱,然后在电视上受全国游街奇耻大辱。他会不委屈吗?而他死给你看,死给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电视台主播们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发声的微启欲阖的嘴唇上,在那最终冷下去的心脏里。还有比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挞我们的吗?他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们怎么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武汉人和全国人以哨音为哀乐,为文亮送行,也以哨音放飞囚禁的心灵。文亮生如凡人,爱妻子,爱孩子,爱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悦而怀有感激之心,终于能给儿子生育出玩伴儿了。而他的死,却宛若圣徒: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的献祭,为了启迪人们,为了救赎犯下的罪孽的我们。这不是罪孽吗?无数人丧生,无数家庭灭门,从上到下,罪孽在贯彻时,由于人性的局限,一层层的罪孽叠加,到了最底层,就成了封门,殴打,饿死不到两岁的孩子,冲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并逐个加害。我们会忘记这些吗?难说。

我无法体验这种肺炎在最后夺取生命的症状,但凭着许多医护人员的叙述,重症病人会向他们呼喊求助:‌‌“救救我呀,医生!‌‌”这让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亲。两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岁由于心脏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记得我的前婆婆也是这样对他的女儿呼救:‌‌“救救我!‌‌”那时她的血氧一定也低于百分至六十,等于一个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边的人不为所动。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暂的,几十秒就会结束。而这种肺炎的患者,也许要把窒息过程延长几天,每一秒钟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闷死,被呛死的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生受,一小时六十分钟的垂死挣扎,我不敢细想,不敢动用形象思维……但我脑子里还是不断出现父亲在氧气面罩下的脸孔,嘴巴大张,用尽全身力气吞吸,不管他怎样吃力,氧气都进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样子好可怜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鱼。最后父亲是脑缺氧走了,实际上是给扼死了,给闷死了,给一根不可视的绞索勒,又不一口气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个过程是一天一夜。假如我能再选择一次,我会选择让父亲少活那二十四个小时,免除他最后从人类到鱼类的退化,既然终有一死,就不要让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亲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汉所有濒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复了,也在李文亮大夫身上重复过。

那些被废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们,在他们最后的瞬间,举目四顾,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脸,来给他壮点胆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间最后的不舍,最后能让他带走的掌心上那一缕体温,都没有,他就像一个落魄异乡的陌生人,孤单单地进入装尸袋,多不甘,又多么恐惧。人的最后一刻,最不可缺的是亲人的许诺:去吧,我们不会忘记你,因为我们爱你。可是武汉的逝者,没有得到到这终极的许诺。

李大夫也没有在慈母的泪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声声唤中离去。他最后一句话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们去延申他在另一维度的生命。人们不愿忘记他,以自己的想象,一厢情愿地让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说,这里成了中国人的哭墙。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医生谈什么的都有,琐屑的三言两语,家常的点点滴滴,谈吃,谈爱,仿佛李医生是他们的心理咨询师,更像文亮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李医生。但愿这堵无形的立于阴阳两界的哭墙永远不被强拆,伴随幸存者活下去,并且记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个拒绝遗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镶嵌着铜牌,铸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犹太人(或他们的家庭)曾从这条街某楼某号被带走……‌‌”的字样。并告诉人们这些被带走的犹太人最终的去向,其中绝大部分死于集中营。离我家不远的弗拉托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奥林匹克体育场正门,大街便是以一对犹太运动员堂兄弟命名的。这对犹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奥运会为德国出赛,使德国体操队拿了金牌,他们被带到集中营之后,都死于饥饿。据我们隔壁的老邻居说,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犹太人,但战后没有任何人来认领,哪怕远亲都没出现过,于是就只能归于政府所有。后来政府拍卖,才又回到民间。房子建于一九二二年,非常考究坚固,大概计划给若干代子孙居住,但是这家人没有一个后代幸存,连远亲都没有线索了。德国的洪堡大学图书馆,曾经被纳粹焚书,现在图书馆就把那些书架空置,让人们不忘那次焚书丑行。这是德国人为自己欠犹太人和全人类的血债命债记账。记下这笔账,对于他们难免痛苦,但不记账,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耻感,然而没有羞耻感。荣辱孪生,无羞耻感,也就无所谓荣誉感了。德意志民族,宁要痛苦,也不要失去荣誉感。他们相信,只有牢记自己的羞耻,才能杜绝羞耻再度发生。

自吹哨者文亮牺牲后,又出现一位‌‌“发哨子的人‌‌”艾医生。艾医生后悔她没有更广泛地分发‌‌“哨子‌‌”,否则事情不会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会豁出去。这是个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汉人。武汉人隐忍且勇敢。隐忍高贵,而勇敢更高贵。勇敢的武汉人到处都是,他们对弄虚作假大喊‌‌“假的!‌‌”他们吃足了‌‌“瞒‌‌”字之苦。发生在过去的灾难,我们瞒着后代,最荒唐的是,我们对自己都瞒着。因而我们的百姓忍受了萨斯之痛才十七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挣扎。瞒着,就可以不追责,因为要追就必追瞒者的责。不追责又怎样指望我们牢记?悲剧的戏核都没挖出,记住什么?于是我们成了一族记性坏,忘性好的人。南京大屠杀,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拼命对自己瞒着,不瞒着就不是正能量。不计较是非,不记仇,似乎也是我们宽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们善于宽恕,得理饶人,但我们也成了隐瞒者。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后人不能瞒,必须毫无隐瞒地给他们一个交代,李大夫为什么受辱,又是怎样死去。不能瞒着他们那么多无辜的武汉人湖北人全国人是怎么无辜被禁锢,被病死,被潦草入殓的。瞒不住的,是意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个死亡案例。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社么要为加害于我们的人隐瞒?隐瞒他们的羞耻吗?历史上有多少个时机,该他们感到羞耻,对他们牺牲的人民赔罪?可我们放过去了。悲剧都是稀里糊涂地收场,不久悲剧又上演了,剧情仿佛剽窃,还是一个瞒字了的。

我们民族之所以苦难,因为我们两千年来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早就预见了这一点,不知他是否预见了人为失忆,被迫失忆,亦使垂哀于父辈苦难的后人,越来越少。

作者简介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美籍华人作家、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独特阐释东、西方文化,对于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无不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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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哪个人的人生是这样浪费的哩?(3月16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6日

在这里,瞒的兄弟是删。我们已被这个叫“删”的老兄折腾得痴呆麻木。真的不知自己在网上什么时候、因何原因违规违法,这件事从来都没人告诉过你。你除了接受,也只能接受。

老这样搞,何时是个头?

文/方方

 

天又阴了。但开花的春天,多彩多姿。色彩把阴郁切割成碎块,于是,你便不觉得那么压抑。远在江夏的邻居唐小禾老师发来我家门口的照片。迎春花开了,黄得很灿烂,而海棠盛开之后,开始零落。花瓣落了一地,与迎春花下垂的绿叶搭配一起,很有意境。唐老师家的红玉兰年年都开得特别好,茂密而热烈,路过时,那一树的红花,再颓唐的日子,也能叫它点染出喜庆。

今天的疫情与前几天没有太大差别。颇有一点在低位运行上胶着的感觉。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只剩几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重症病人,还有三千出头。方舱已全部休舱。只是今天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议论,说方舱休舱是为“政治休舱”,病人并没有好。但我印象中,前几天就说过,医院床位已有多的,没有好的病人全部转入医院,痊愈的病人则转入酒店隔离十四天。不知道这是否空穴来风,对此,我特意去询问医生朋友:你怎么看?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肯定是谣言!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现在的政治是彻底控制疫情传播,彻底清零,积极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会要求提前关舱。传染病是隐瞒不了的!这一重大是非问题必须相信政府!再大的胆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传染病不彻底控制必然蔓延,谁都隐瞒不了的!”惊叹号都是医生朋友打的,我相信这番话。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及至现在,谁还敢再隐瞒?没有人愿意再现武汉一个多月前的恐怖场景。

很多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严歌苓的文章,也有朋友转给了我。文章标题是:《借唐婉三字:瞒,瞒,瞒》。远在柏林的严歌苓同样关注并寄挂着武汉。好几年前,省作协主办过一次世界华人女作家会议,那年严歌苓也来了武汉,我们还请她去武汉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没去,听说会场爆满。严歌苓直觉好极,她抓准了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瞒。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过程,你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可是为什么要瞒呢?是人为故意,还是疏忽了?又或有其他原因?这个话题,先置后吧。可是,亲爱的歌苓,你的文章我看完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但我还没来得及转发朋友圈,它便被删除了。你大概也知道,在这里,瞒的兄弟是删。我们已被这个叫“删”的老兄折腾得痴呆麻木。真的不知自己在网上什么时候、因何原因违规违法,这件事从来都没人告诉过你。你除了接受,也只能接受。

今天让文坛惊愕的消息是:Llosa的书全部下架。真有此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读Llosa还是青年时代的事。那时的作家好像都读他。很多人都喜欢他那种行文的调子以及不拘一格的结构。但实际上他的书我读过的不会超三本,也就是最流行的那些。听到这消息,和很多作家一样,先是震惊,尔后愤怒,最终只有郁闷,不知该说什么才是,其实除了嘀咕几句,也没有可以说的地方。无论Llosa说了什么,他不是政客,他还是个作家。记得前几天看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作家的话:“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我甚至不知道这话是谁写的。Llosa已经八十多岁了吧?我们又是何必。“瞒,瞒,瞒”三字来自唐婉和陆游的爱情故事,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里就借陆游诗中的三个字吧,错,错,错。

今天得悉,前来援助湖北的医务人员,已经开始分批离开。但是,开城的信息,几乎没有。各种耸人听闻的东西,在网上乱传。谣言也相当多。无论这病毒有多么生猛,但比病毒更厉害的东西,已经冲到了它的前面,那就是:很多人活不下去了。今天,北京一位记者发给我一份湖北人的呼吁文字。它让我想起前几天听过的一个电话录音。重新看这份文字,我觉得其实它很客观,也很通情达理。其中提到的,是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将它主要部分,录入在此:

我对我说的话负法律责任。你们防控病毒,我们普通平民百姓是非常支持非常配合的。但是关了这么多天,50多天, 就算不健康也健康了。你们应该搞点对点的包车,你们政府咋完全不行动起来哩?

老这样天天在屋里耗着,你们哪怕说个时间,我们也有个盼头。3月底,4月底,都有个时间哩。现在完全没得时间,根本看不到希望,老这样在屋里待着。一天一天的生活费,一大家子人,哪个不是一家之主,挣钱养家糊口养全家?

一天到黑吃呀喝呀油呀盐,都是开销。当然,话说转来,吃了都是往肚子里装。但这是每天都得拿出来的开支吧。可以说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各大报刊媒体头条,看病例增加几多、减少几多。这么看来看去,就只有武汉这个圈,病情要重一点。但是,不一定要湖北所有城市陪着武汉一起耗呀,真的啊。

我1月21号回来的,你自己算我回来多少天了。天天在屋里待着,吃了睡, 睡了吃。关键还不晓得这个日子哪一天才能够结束才能够终止。开始说3月1号,然后说3月10号,现在3月11号了,又说3月15号,钟南山又说延期到6月底。

老这样搞,何时是个头?

你可以隔离,病的人要么样隔离,我们都支持都配合。你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湖北人。还有,我们既然在屋里也是隔离,出去也是隔离,为么事不让我们出去隔离?我们出去隔离,14天之后,当地政府检查是我们正常的,我们就可以上班,创造收入,正常运转。这在屋里老隔离,隔离到5月底、6月底,出去又要隔离半个月,那今年还搞么事呢?哪个人的人生是这样浪费的哩?

你们上级部门,应该体恤民情,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诉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呼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要喝水。你们也要想一下,站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角度来想一下问题。

哪个家庭没得负担哩?一天到晚,喇叭在楼下喊,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到什么时候呢?不要出门到什么程度哩?什么样的条件不能出门?什么样的理由不能出门?一天到黑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一刀切。不能出门,反正就是不能出门。你们要想到,你们隔离的是病毒,不是隔离湖北人!把这点想到,想通,才能够把你们的文件精神贯彻下去。

再一个,百事贵。我可以跟你说嘞,瓜子15块钱一斤,你买不买?肉32块一斤,你买不买?黄瓜7块钱一斤,你买不买?土豆7块钱一斤,你买不买?包莱8块钱一斤,你买不买?你不买,你要吃;你买,你要掏钱。你没工作,哪来的收入呢?哪个为我们想一下子呢?

唉…..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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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这些天,议论复工的人越来越多(3月15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5日

在每个时代的记忆里,有美好的感动的内容,也有疼痛的悲伤的内容。但是,印迹最深刻的,一定是耻辱。

这些天,议论复工的人越来越多

文/方方

继续大晴。天空明亮,总会让人心情愉悦。前几天,同住文联大院的姨侄女,给我送来一些面点,包子烧麦什么的。吃了两天,觉得太理解北方人为什么特别愿意吃面食了。因为吃面食实在是很方便。面食的半成品很多,稍微加工,便可饱腹。比起做饭做菜,又方便又省事(顺便告诉在微博上那些严厉质问我为什么武汉不允许出门,我却可以到文联拿东西的人:我家就在文联大院内哦,这就跟你可以到小区门口拿菜一样。统一回答了,就别再啰嗦!)。得幸我对面食还挺喜爱。这两天,大家都在聊做饭麻烦的事,做完饭后,还要收拾厨房。而以前,叫个外卖,吃完饭盒一扔,啥就解决了。

今天我的朋友JW传来她弟弟李先生写的文章。李先生有两个朋友都是老年合唱团的。在武汉,很多退休老人都会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尤其我这代人,青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那时各学校都有文艺宣传队,所以能唱会跳的人特别多。现在,退休后,人清闲下来,这些艺术细胞又全都调动了起来。每逢节假日,老年朋友们,非常活跃,到处演出或是聚会,一轮又一轮,这是他们很享受的晚年生活。今年,也同样如此。但是,来势凶猛的新冠病毒,却将他们中很多人击中。李先生写下了他对两位朋友的怀念。文章的第一句便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包杰和苏华健这两个身边的朋友,在这个新年,生命会戛然而止。”

在武汉,有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儿子病了,九十岁的老奶奶担心其他家人被感染,自己独立照顾在医院门诊部等待床位的儿子。老奶奶守了儿子五天五夜,终于等到床位。却因为病情加重,儿子住进了ICU。这位名叫徐美武的老奶奶,找护士借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曰:“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以便恢复。如果血压正常,鼻孔吸氧,请求医生。忘记给现金,托医生带上伍佰元,可托人买日常用品。”当时读到这封信的人,无不落泪。这就是母亲啊!哪怕儿子已经六十多岁,但在母亲心里,仍然是她的孩子。这个儿子就是李先生的朋友包杰。遗憾的是,这封信包杰并没有看到,他第二天便与世长辞,丢下所有亲人,还有他坚强的令人尊敬的老母亲。

李先生说:“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所属的艺术团开始为春节联欢准备节目,包杰因为也是黄埔后代,经人介绍,来到了艺术团。包杰一来,就显得很突出。他嗓子很好,声音有训练,唱得有感情,所以没两天,大家就公推他担任领唱。今年元月17日下午,省黄埔举办春节联欢会,他圆满完成了领唱任务。当时,他就在我的身边。”但是,包杰在元月18号又参加另一个联欢活动,在那里他被感染。“同时感染的有三人,其中有两人罹难。”

武汉市还有另一个民间合唱团,叫“希文合唱团”。它成立于1938年,最初由希利达女中和文华中学师生组成。改革开放后,老人们又重组“希文合唱团”,成员不再只是这两所学校的人,已面向了全社会。希文合唱团在今年元月也有不少活动。李先生说,他和华健都是男高音部的,关系密切。“元月9日,希文合唱团部分团员在范湖唱歌聚餐,这是我最后见到华健。”又说:“他平时在群里很活跃的,现在泡都不冒一个,我与朋友打电话他不接,微信也不回,大家都觉得反常,感觉不妙。”此后,苏华健便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直到讣告传来。苏华健去世于3月6日。网上现在还能搜到“希文合唱团”的歌,有一支《牵手》,唱得尤其令人感动。或许都是过来人,经历过风雨,才能如此动情。歌中说:“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一首歌,唱成了自己的人生。

我老早就听邻居说,老年合唱团有不少人被感染。因为元旦和春节,一直都是他们演出活动的频繁期,而他们的年龄本来也属易感人群。李先生在文章中放上了包杰和苏华健的照片,两人虽已退休,却依然满脸英气。如果有预警,他们还会频繁参与这些娱乐活动,还会继续聚餐吗?这些六十来岁的人,以现在的生活条件,加上他们丰富的娱乐活动,再活二十年又有什么问题。“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致多少人走上不归之路。一想到这些,我就会自问: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让自己生活得轻松,就可以不帮助他们这些枉死者追责吗?追责,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

这几天的疫情,依然向好。整个武汉,每天新增确诊连续在个位数上。在只剩几个患者的情况下,人们出门以及复工的欲望便更为强烈。这些天,议论疫情的人越来越少,而议论复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封城,已有很多企业和很多家庭,承受不起了。时间过于长久,人们也过于压抑,政府理应有更为灵活的对策才是。好在,今天看到一些早已归零的地区,以点对点的方式,派大巴车送人外出工作。而武汉的公交,从明天起,也将正式为部分企业返岗员工提供通勤服务。这些都是大好消息。再不复工,再不开城,不是国家经济扛不扛得住的问题,是很多人家能不能吃得上饭的问题。

说说我自己这两天面对的事吧。

我的微博开封后,因为一直喜欢微博这种方式,所以每天的记录我都会发到微博上。但从前几天开始,突然遭到以千而计人数的叫骂。阵势很大,无厘头加下流。我也经历了从奇怪到愤怒的过程,及至今天,我已经没有了感觉。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他们大多过来叫骂的人,根本没有看过我写过什么。他们只是听到某些人断章取义并且充满恶意的解读,然后就来骂了。他们为骂而骂,把骂人当作了游戏。当然,也有几个貌似讲道理的,可这道理只建立在他选择相信的谣言上。按照谣言的逻辑来讲道理,这就没理可讲。因为有些话又蠢又脏,太没看相,我拉黑一些人。今天下午,突然觉得让这些叫骂和议论保留下来也挺不错。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些叫骂的人是谁,他们的头像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共同特点,他们来自什么吧或什么圈,他们共同关注的人是谁,他们经常转谁的微博,与谁互动,你可以像发现病毒的源头一样,发现感染源从哪开始,什么时间同步叫骂,什么人在背后鼓动、教唆以及组织,他们曾经还叫骂过什么人,他们最推崇谁,最服从谁的指挥,以及他们语言出处从哪儿来,与谁的语气大体相同,还有语言在叫骂中的变化,诸如此类。观察这样的一群人,会颇有所得。你甚至可以上溯七、八年,或许能找到当年号召学生们到网上发挥“正能量”的帖子,甚至,你可以发现被推荐给他们当导师的一堆名字。记得我曾经跟某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怎么可以让这样一些人去指导学生呢?他们中有的人就是流氓呀。可惜,对方没有听。现在,当年的那些被号召上网展示正能量的人,被指导成今天的他们。走在人群中,他们很多人不坏,但是进到网络上,他们会无限放大自己的阴暗和恶。

网络有记忆,真好,而且这记忆很长久。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微博留言成为一个观察点,可以留下这个时代鲜活的标本。在每个时代的记忆里,有美好的感动的内容,也有疼痛的悲伤的内容。但是,印迹最深刻的,一定是耻辱。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耻辱的东西,很重要。这些一拥而上的叫骂和胡言乱语,记录着这个时代最生动最强烈的耻辱。未来的人,读到这些,会知道,在2020年,一场病毒引起的瘟疫在武汉蔓延,另一种瘟疫则以语言方式在我的微博留言中蔓延。武汉瘟疫的蔓延,导致了这座千万人的城市旷世未有的封城;而我微博留言下的瘟疫,则展示了这个时代如此鲜明的耻辱。

我,被封在疫区,作为受难者,记录下一些生活琐碎和感想,这日记多半留不下来。但是这成百上千人的集结叫骂,却会让我的日记永存。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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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3月14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4日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

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

文/方方

大晴。不知道樱花是否还在盛开。一般来说,每逢樱花开放日,总是风雨飘摇时。三两天,就零落成泥。所以看樱花盛开樱花凋零,那种生命的短促,极易让人有万千感慨。

疫情依然好转,新增确诊感染的数字越来越小。这几天都在个位数上徘徊。昨天,有朋友担心道,数字上不会有假吧?因为前期对疫情的隐瞒,让此时的人们心里充满了不信任感。万一为了让数字上好看,万一为了让自己有成就,再次隐瞒怎么办?我理解这种担忧,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引发对诸多事情的怀疑。为此,我专门向医生朋友询问:数字上是否存在作假的可能。医生朋友用肯定而坚决的态度回复说:不会隐瞒,也没必要隐瞒!这也是我希望的答案。

下午,我的同学老狐给我发来消息。老狐的父亲胡国瑞先生是我的老师,给我们开宋词课。胡先生的课讲得好,外系也有不少人来听,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后来还换到老斋舍那边一间大教室去。有一首词,当时书上没有,胡先生便念给我们听:“来往烟波,十年自号西湖长。轻舟小桨,荡出芦花港。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彻千山响。”胡先生一边念一边击节叫好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老狐是七七级的,喜好徒步旅行,曾全程走完美国最著名的AT路线,一走好几个月。边走边记录,看得人惊心动魄。他还是华人中第一个全程走完AT的人。

老狐的信息,让人一振,我原文照录这两条:

1、报告好消息,易凡已脱机清醒,今天还录了视频和老同学打招呼,易凡9岁的女儿为爸爸手绘了很多贺卡。胡渣也醒过来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创造了奇迹。

2、前两天你文章里提到的两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医生易凡和胡卫峰(就是里面提到的胡渣,他的外号),正好是我这边一个跑友的同学,她每天跟我通报易和胡的信息。今天他们醒过来了。”

在郁闷的日子里,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易凡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峰是泌外科副主任。前几天报纸上还登载了他们尚处于濒危状态,我的日记中也摘录过。现在,他俩已经苏醒。简直是太好太好了。期待另两位濒危医生能坚持住,相信高明的医生们也会让他们都醒过来。

中心医院这次因医护人员伤亡惨重,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目前为止,尚未听说医院的领导接受了怎样的处理。尽管网上要求向医院主要领导追责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医院主要领导在喧嚣的舆论中,纹丝不动,销声匿迹,如同蒸发一般,没有听到哪怕一丝已被处理的消息。不像武昌区的区长,也不像青山区的副区长,大家还没来得及议论,人就被拿下了。上级处理起人来,是个什么套路,以什么为标准,我是看不懂的。只是晓得了:单位哪怕死伤很多人,领导也不一定会担责。这个话题,到这一步,再说已经没了意思。

今天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尽管李文亮被训诫,但警方并没有没收他的“哨子”,警方反而是把他的哨声又扩大了一轮。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说常有人说,“记者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就连我这样的老百姓都已闻讯新病毒感染厉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出门。而媒体呢?元月19日,报道万家宴,元月21日,报道省领导参与大型联欢会。每一天都误导着百姓沉溺于盛世,却无一句提醒:新冠毒魔已然张着大嘴,走到了你家门口。回想起整个春节一直到方舱医院建成这期间的日日夜夜,以及那以千而计的悲惨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良心发现:惭愧自己放弃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即本该有的使命和本该尽的职责。而作为最该提醒市民而非误导市民的两大媒体老总,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

长报有个W姓的记者说,方方就只会“妄议”。瞧,别的学不会,这个词学得真快!那我今天就索性再“妄议”一次。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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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开辟一个空间,让我们同哭一场(3月13)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3日

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一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一个空间,让大家同哭一场吧。

开辟一个空间,让我们同哭吧

文/方方

太阳到中午还很明亮,下午后,便开始变阴,风也刮了起来。老天的脸,总是说变就变,有时候你想要个过度,都要不到。武大的樱花应该全都开了吧。站在老斋舍平台上朝下看,真是有如白云似的一条花带。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樱花也开,我们也会去照相,只是并未见到什么游人,就我们学生自己。到后来,居然成了旅游点,每到此季,校园里挤得无法行路。脸庞跟花瓣一样多,人群比樱花更像风景。

疫情依然继续向好。出院的人越来越多,而新增确诊病人只剩了几个。不过,今天有点奇怪,疫情发布的时间比平时晚。我中午去到两三个群转了转,发现大家都议论此事,不理解为什么发布时间延迟。医生朋友也认为,稍一延迟,马上就给人以想象空间。我想,这个空间里会装些什么呢?

封城已过五十天了,如果当初封的时候,告诉大家你们将被封上五十天。不知道那时的心情会是怎样。无论如何,我是绝没有想到会这么久的。上个月去医院取药,我取了一个月的用量,以为足够了,不可能封那么久。现在看来,我显然低估了这个病毒。低估了它的强悍和耐力。尽管新增病人越来越少,但总有一些奇怪的消息传来,一切仍都不能马虎,它随时可能反扑。所以了,我们还是严阵以待吧。好在大家也有了经验,被感染了并不可怕,马上就医,只要不拖成重症,治愈并非难事。

三月也即将过半,马上要到来的是清明节。祭奠亲人,上香扫墓,这是一个久远的传统,也是很多家庭每年必做之事。对于很固守传统观念的武汉人来说,今年要过一道很大的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一下子死了大几千人,而与之相牵连的人是多少万。亲人已走,非但不能扫墓纪念,连骨灰都拿不到。尤其很多人是在二月中上旬去世,头七在混乱和悲痛中过去了,很多人的七七却在清明前后。尽管人们理解疫情是非常时期,可是待那一时刻到来时,不去思念不去悲伤,简直不可能吧。所以,我很担心有些丧亲家属,回过神来,会承受不了这么久的压抑,以致出现崩溃情况。其实,就连我自己在想这件事的时候,眼泪都会情不自禁往外涌。

丧亲之痛,是需要倾诉和哭泣来缓解的。这是疏导心理的最好方式。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看到很多网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倾诉心情,把那里当成了一个哭墙。这不单纯是为了纪念李文亮,更是那些倾吐心声的网友们自己的心理需求。我想,目前疫情正在扫尾阶段,距清明节还有一小段时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哭墙”的网站,比方“哭网”。让丧亲的人们有一处地方,在那里挂上自己亲人的照片,为之点上蜡烛,去哭上一场。其实,哭的人,又何止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整个武汉人都需要一场大哭。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哭网”,哭亲人,哭朋友,以及哭自己。倾吐内心的悲伤,也寄托个人的哀思。配以安慰心灵的音乐,当然更好。或许痛哭过后哀嚎过后,心情可以舒缓很多。疫情结束在何日,尚是未知数,在这一切未确定之时,无数的个人悲伤,郁结成块,或许会成一个难解的题。不如,开辟一个空间,让大家同哭一场吧。

此外,还有一些人,也是不应忽略的。在早期阶段,很多人被感染,医院一床难求,无法医治,也没有得到做核酸检测的机会,于是也就谈不上确诊。他们中有人死在医院,但大多死在家里。我高中同学说,他爱人的同事,家里死了两个。婆婆死在家里,殡仪馆一整天都没有车子接,到了晚上来了一辆箱式货车拖走的。类似这样的死者,并不在少数。因为没有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他们也就不在死亡者名单上。这到底是多少人呢?我不知道。今天跟心理专家电话讨论这一件事,我们都觉得,如果能通过社区,将这些死亡人数一一进行登记,一并列入新冠肺炎逝者名单中,将来国家对于这些丧亲家属的安抚,也可考虑到他们。同时,如果社区的工作可以做得更细一点,将那些非新冠肺炎患者,因疫情缘故,丧失救治机会而导致死亡的人,也一并统计出来。分门别类,未来的安抚,或可通盘考虑在内。

这几天,武汉疫情已趋缓解,但呼喊依然震天。最大的呼声就是用垃圾车拖食物给居民。昨天看到视频时,真是惊呆。什么人能想出来呀!无知无畏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是没有基本常识呢还是真不拿老百姓当人看?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迫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再迫不得已,都不至于做得这样难看。

有时候想,一届政府,如果不把民生放于至上位置,再来一次X冠病毒,依然会延续今年的灾难;一众官员,如果眼睛不看百姓,只盯着上司,垃圾车拖食品的事情,同样会一而再。没有以人为本的概念,也不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和做事,是现今官员很大的问题。仅用官僚主义来形容,恐怕不够。这也不全然是人品问题,而是他们身处于某个机器之中。这架机器的快速运转,导致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他的上级,而无法看见芸芸众生。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扯点闲话。今天看到《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专访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医生的。题目为《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里面有一句话,看得我笑了起来。杜斌医生说:“我根本不相信这病房里有病毒能噌噌噌就到你眼睛这儿。”而我记得以前另一个专家王广发医生说,他是因为新冠病毒传播到眼睛而导致感染的。这句话,导致市场的护目镜瞬间卖光。我的一个朋友,一定要给我寄个护目镜来。我实在不好意思给人添麻烦,就让她把淘宝地址给了我,我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直到今天,这个护目镜都没打开过。

对了,还要顺便说件事,今天看到一个名为“「方方封城日记」编辑部”的公众号,转摘一些其他人的文章。我得说明一下,这个公众号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希望公众号的主人改换其他名字,免得彼此都不愉快。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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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击吗?(3月12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2日

正因为有很多读者,留下了他们很多的鼓励我的文字,才使得我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这些读者是我在封城生活中最大的温暖。

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击吗?

文/方方

天色明亮 ,阳光没了。但春天的感觉还是很浓。

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起床后遇到的尽是不愉快的事。先是看到几个朋友传来一个帖子。标题是:“网民竟然如此痛斥方方,您怎么看”。其中收集了两百多条对我恶意攻击的文字。我能说什么?这样的人可谓恶意满满,连一丝善都没有。起码骂的和夸的各选一半吧?发表这些帖子的是“今日湖北网”,主管单位是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这是官方的网?不会因为我喊了几声追责,或是“引咎辞职”就来这一招吧?

另一件事就更奇怪了。而且突然之间铺天盖地而来。大意是说,我利用特权,找交警把我侄女送出武汉,弄到了新加坡。好几个公众号,煞有介事地写文章。看来那些恶意攻击我的人是真找不到什么事了。

我侄女到新加坡有十多年了,本属新加坡侨民。回新加坡,坐的是新加坡接侨的航班。中新两国说好了的。还是过年期间,印象中飞机原说凌晨一点起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后来好像是凌晨三点?总之是很晚的时候。)。我哥嫂都上了七十岁,不会开车。那天刚下了私车禁行令。我是真守规矩,特意去咨询。坦率地说,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武汉的警察我的确认识不少。单位还有同事的家属也是警察哩。武汉市公安局有个写作班子,还邀请我去参观过。以前市公安局开什么会,也邀过我。我也写过不少关于警察的小说,很多素材就是从他们那里得来。我跟很多警察熟悉,这岂不是很正常的事?我认识他们,有急难事,向他们求助,其实也很顺理成章呀。肖警官和其他几位警察大约在前年曾经去过我家。我咨询时,被告知,肖警官正好休息,可以让他帮忙。我即给肖警官发了短信,他立即答应了。尽管肖警官是辅警,但我一直就是称他为肖警官。警察系统辅警很多,我对他们都礼貌称之,也是应该的吧?那天大约是初五(真记不太清了),短信应该都还在,如果有关部门想调查,尽可以去查。这个也叫使用特权,那么特权又是什么?其实,说到底,大概是有人试图要挟警方对我进行打击吧?

白天我在微博已经回复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担心警方高层不了解情况,真的去处理肖警官,所以特别作了说明。微博平台,不是审判台,不是你们询问,我就必须回答的。作家可以有警察朋友,警察也可在休息时间为朋友帮忙,这是人之常情。电视剧里也都不少这种情节吧?这觉得这件事闹得这么大,真像是一个笑话。

顺便告诉一下那些缺乏常识的人(包括举报者)一点点我的个人情况,以免每次留言都犯错误:

1、我今年65岁,已经退休,病也不少。去年春节前后,一直在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到年底才缓解。我的病历和我单位的同事,全都可以作证。因为我去年上半年,连走路都很艰难。所以,要求我出门当义工,是真的不合适。况我这把年龄,也实在承受不起义工的活儿。万一跌一跤或再闪了腰,那才是真给政府添麻烦。

2、我不是厅级干部!我不是厅级干部!我不是厅级干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连公务员都不是。所以,我是没有级别的。真是让各位口口声声叫喊“厅级干部”的人失望了。退休后,我就是个普通市民。当然,我也没有入党。我一直都是群众。尽管当了省作协主席,但了解体制的人会知道,我这样的主席,并不管事。省作协所有的事务,均由党组决定。不过,有些专业活动,我倒是尽可能地为作协张罗和帮忙。

3、因我是1992年的正高职称,资格老,所以,比起很多人,我的工资不算高,但也不算低,足够生活。现在社保拿退休金。省作协对于退休老作家一直都很关照。我印象中,从徐迟、碧野那一辈起,都是这样,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所以,我退休了,省作协也仍然像关照其他作家一样关照我,同事们对我也很好,他们好多人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大家相处一直很和睦。我与普通百姓的确会有点差异。因我是职业作家,迄今为止,出版的书也有上百部。不少人读过我的书,对我很尊重,尤其是湖北人和武汉人。我的这点知名度,经常会得到一点照顾,这是真的。有时在餐馆吃饭,老板会加一个菜,的士司机认出我,也曾有过坚决不收我车费的事。这些都是让我很感动的。

4、极左人士一直在找我的碴,我的微博大概也被他们翻烂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举报过多次吧?可是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可被举报的。其实,我从来不担心有人告我。我担心他们不告我。不告我,就会有人相信谣言。而一旦告我,真是把我的优点都暴露了。不瞒说,连纪委的人都觉得我这种人比较适合到纪委工作,廉洁呀,又守规矩,还敢于实事求是说话。

5、今天的恶攻势头来得非常生猛,也是非常令人惊异的:突然有那么多人,集体用同一个话题、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图片、在同一时间来对我攻击,嗯,还有公开举报,通力合作的感觉。就好像昨天晚上开过会议,作出决定,约定时间,集体行动一样。这是不是太有点意思了?谁在主持(这样的行动,集体自发行为,傻瓜也知道不可能呀!)?又是谁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细想是有点恐怖的哦:这种组织者如果某一天,要煽动他的团队搞起义或是搞点破坏什么的,应该比我写个日记要厉害一万倍吧?这个组织以及他们的团伙,拥有这样的号召力和行动力,说攻击谁就攻击谁,群起而上地针对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个体(听说,有两位教授因为帮我说了话,微博便被人翻了个底朝天,并被举报到官方。这样一伙人,一言不合,即下号令,集结团队,各种辱骂和恶意,围剿个体,这跟恐怖组织有什么差别?),难道官方不觉得更应该担心他们吗?他们要挟官方的次数,已经很多了吧?

6、一个被封在疫区的写作者,一个人受困家中,记录自己的点滴感受。该称赞的就称赞,该批评的就批评,这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是的,我一直没明白,大家为什么要看我的日记。但前两天,看到一个读者说,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的一个呼吸阀。看到这句时,我心里的感动,真是无词形容。我在让自己努力呼吸时,也帮助了别人呼吸。正因为有很多读者,留下了他们很多的鼓励我的文字,才使得我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这些读者是我在封城生活中最大的温暖。

7、但让我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份并不激烈的日记,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恶意辱骂和围攻?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人挑动起这些辱骂的?辱骂者主要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大体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甚至,他们的学历以及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从事什么工作?网络有记忆,有心人查询和调研一下,或许便有真相。这是件颇值研究的现象。我自己也蛮好奇。

8、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

疫情继续向好。新增确诊病人已到十位数以下。大多地区,业已归零。这个数字,让人高兴。今天本是心情大坏的一天,但疫情局势给了我上好的消息,也算扯平了。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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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 发哨子的人

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

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文 / 龚菁琦

发哨子的人艾芬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发哨子的人艾芬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发哨子的人艾芬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备注:本文转发于《人物》杂志公众号文章,原文于3月10日发布后当日即被微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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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一旦走到这一步,你还删得过来吗?(3月11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1日

这种神圣感几乎来自于一种潜意识的觉悟: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一旦走到这一步,你还删得过来吗?

文/方方

依然是好天气。很舒服的早春阳光。想想此刻空空荡荡的东湖,梅花恐已被前两日的风雨击落。千万树的花海,都只能自娱自乐地度过整个花季。诗怎么说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呀。家里的老狗关了有些时日,不想出去,怎么赶都不愿进到院子,一定要趴在窝里。感觉我自己也是如此,不想出去,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些朋友邀约道:疫情过后,来这里休息一阵吧。看大好春光,游青山绿水。换了以往,自然拔腿就去。只是现在,全无想要出门的感觉,不知是不是某种后遗症。

医生朋友继续转达着疫情转好的信息。新增确诊人数已降到20以内,归零指日可待。死亡人数在众医生的尽力之下,也大大降低。唉,更希望零死亡的信息早点到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全省以县域为单位,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这样说来,我们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一个朋友(每个朋友都是有名有姓哦。不说出人家名字,也是担心喷子们到处乱喷误伤良民。)早上传给我一张照片,那是武汉中心医院甲乳外科有着几十位成员的微信群,也是去世的江学庆医生所在的微信群。在江医生去世的那天,大家把自己的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底蜡烛图,只留下了一张照片的头像,那就是江学庆医生本人。我很感动,同事们这样有情有义。江医生泉下有知,会有一份安慰。

从昨天到今天,中心医院艾芬医生的名字在全网流传。网络封杀已经引发民怒。人们像接力赛一样,删一次,再发一次。一棒接着一棒。各种文字,各种方式,让网管删不尽,灭不完。在删了发,发了删的对抗过程中,保留下这篇文章,变成人们心中一个神圣职责。这种神圣感几乎来自于一种潜意识的觉悟: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一旦走到这一步,网管,你还删得过来吗?

我很难理解网管部门的这种做法。他们删我,一次又一次,我推测因极左扎堆投诉,他们力求维稳,一删了之。这种心理我自己也有,面对烂人闹腾,拉黑了事。可是删人家《人物》杂志写艾芬的文章又是何故?莫非真是害怕被揭老底?这老底会是一个什么底?文章说的武汉中心医院的事,说的正是我们想要问明白的事,说的是到底是谁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耽误疫情二十天的事,网管们就不想知道吗?疫情从初发到蔓延,这中间的事情不说清楚,武汉人甚至全国人,怎么能过得了这道坎?我相信网管不会莫名其妙去删除一篇文章,它必定是来自某一方面的要求。那么,是谁要求删除的呢?武汉官方?抑或湖北官方?或者……总之,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

疫情自去年十二月出现后,过程之中,有太多有悖常理的事,太多违反规则的事,太多不可解答的事。这些东西,我们从最近的各类记者调查中,一点点可以看到了。细节多到令人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什么才是。无论官员,或是专家,糊涂也好,渎职也好,疏忽大意也好,敷言塞责也好,事到如此程度,都等同犯罪,必须严处,以儆效尤。所以,我不相信官方会轻易放过,不相信官方会让那些相关责任人,轻松过关。毕竟不追责的结果,最受害的是国家自己,丧失的也是政府的公信力,民心受伤,就更不用说。而此后,各类灾难也会无休无止。因为不做事或是把事做坏,全没关系。自己没责任,国家兜得住。引一句大家熟悉的句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今天,我也专门去查了一下相关条例。其中有一个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也不知道哪年出台的,是否后有修改,我先照录在此吧。

规定的第四章为“引咎辞职”。其中第十四条提到: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而第十五条则更为具体,一为: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二为: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三为: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四为: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五为: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六为: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七为: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八为: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引咎辞职;九为: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特将上述规定记录在此。

很显然,引咎辞职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运转所必须有的事。对照上述九条,湖北省和武汉市,哪些人应该引咎辞职呢?建议相关人员自我对照。其中条款,是否与自己有关。如果不自觉,人们自会开出一份敦促名单,走到这一步,或许就太没意思了。我倒觉得,以后官员们在上位时,首先要懂得引咎,其次要学会辞职。总这么无知无畏并且做错事还死皮赖脸,人民是吃不起这么多亏的。

写到这里,朋友传来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报道,题为:《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开篇即说:中心医院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位于一线的杨帆医生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并发症,“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他们分别是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唉,真是让人深感悲哀。如此情况下。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还能安心地坐在他们的位置上吗?真的要人大喊:如有良知,请带头引咎辞职吧?!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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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3月10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10日。

这不是预言,这只是一个事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个事实。

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

文/方方

天气真是太好了。阳光非常明亮。同事们在各自居住的院子大秀照片,全都是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想起本来今年买好了2月6日去海南的机票,今天是返程时间。结果被封在了城里,没能走成。疫情走到今天,这次才能真正说: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方舱医院已全部休舱,而新增确诊的患者也很少,我想大概再过一两天即可归零。灾难即将结束。朋友们,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记住,不是胜利,而是结束。

实在没有想到封城会这么久,上次去医院拿药,以为一个月的足够了,实际上远远不够。还得去医院开药。而且我的手又开始出现问题,几年前,曾经整个手掌开裂,治疗了将近一年,算是彻底治好。可是这些天,突然又从手指尖开始裂口。今天手指的疼痛直接影响到打字。也就无法多写了。

好在多日前,一家名为《骚客文艺》的杂志(原谅我孤陋寡闻,没有看过这本杂志)给我传了一份邮件,对我提出几个问题。因为不是新闻媒体,而是一本文艺杂志,他们的问题就会比较松弛一点。想到是同行,所以我的回答也很随意。今天就把这份答问在此录下。

1、您的日记太真实了,里面记录的细节,所有的感叹,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或许可以用文学手段修饰一下?

方方:文学观念不同,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日记,是不需要修饰的东西。我初写时,是在微博平台上,微博就是个闲扯的地方,想到什么说什么。何况,我也不是文青,是职业作家。我手写我心,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所想,就足够了。

2、好些人说宁可关注方方的日记,也不愿意相信《长江日报》这些媒体,您怎么看?有没有想到武汉日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方方: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我只是个人感受而已。从我这里,看不到整个局面,这是很显然的。初写时,当然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看,我也很奇怪呀。我问我同学和同事,说他们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3、“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成了此次疫情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它变成了一个预言?

方方:这不是预言,这只是一个事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一个事实。

4、您每天都在关注个体的新闻,除了武汉日记,有没有想法将来把某个个体的命运记录下来,写成小说?(或者说有没有哪个个体的命运是最触动您的?)

方方:有很多人触动过我,也感动过我,但我并没有想过写小说,因为我自己手上的写作计划已经太多了。

5、有人说,此次疫情中,中国作家集体失声,为什么您要出声?尤其是您的日记里面有相当多对不作为官员的指责和对武汉的批评……

方方: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其实有很多本土作家都在记录。此外,每个人记录的方式不同,有人或许用小说记录,有人或许是私下在记,就像我这样在公共平台记录的人,也不老少。而外地作家,不了解这边情况,显然也不知如何发声。像非洲埃博拉病毒蔓延时,我也没有发过声,因为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是很自然的。要挟作家们人人发声,未免过分。武汉疫情蔓延至此,当然是合力的结果。湖北和武汉的主政官员以及专家以及湖北、武汉卫健委等等,都是有责任的,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既然他们有责任,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他们?

6、“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您身上的 很多故事,像“某作家活动鲁迅文学奖”“某诗人评审职称晋升”,你发表的质疑书,这些其实都是批评,其实都是身边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您都要发声批评。对您来说,批评意味着什么?

方方:我在位的时候,有些违规的事,我都是先跟作协党组商议,希望他们能管。在他们不管的情况下,我只能在网上发声。我只是尽职而已。现在我退休了,他们就是烂成垃圾,也不关我的事。

7、您认可作家除了写作,还应该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吗?

方方:这要看个人。不是所有人的性格都适合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二字很简单,但你没有胆识,没有能力,性格脆弱,天性胆小,容易焦虑,那何必要他担呢?这世界的事,就是有人承担,有人享受这种承担,从来如此。不用去强求人家。所以,这是个人选择问题。没有应该不应该一说。

8、当初关于《软埋》,您遭遇了庙堂和江湖两方面的围攻,怎么看?群情汹汹而来。害怕么?

方方:不在乎呀。这有什么好怕的。应该是他们怕我吧?论笔战,我是个职业作家,干的就是写字的事。怎么可能怕他们。他们若拿棍子上门打架,我可能会怕。但他们写文章,这是我的强项吧?你说的所谓江湖,就是那帮极左人士吧?他们的水平太低,文字能力,逻辑判断、思考惯性等,实在是太低呀,我去跟他们写文章争论,也很掉价的。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用在他们身上,也很可惜,我还不舍得用来跟他们横扯哩。但官员不同,尤其大官,他有权力在手,就算退休了,他仍然能影响很多人。他们出手来攻击我,我自然是要反抗的。我懒得理那些极左流氓,但这些披着官员外衣的极左,我干嘛不反抗。反抗的结果,不是我输呀,是他们输。他们现在也知道,不好随便去骂一个作家的。你看看以后那些退休高官还敢不敢随便跳出来批一个作家的作品?那是自己把自己搞臭的事。

9、也就是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评价起方方这个作家,您希望是“她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知的、令人敬佩的女作家?”还是“她是一个文字水平高超,写作技巧卓越的作家”?

方方:无所谓,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自己活得自在就可以了。他们想怎么评就怎么评,也不关我的事。

10、当初在创作《武昌城》时,您是如何平衡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想象?您觉得铭记历史对于当下生活的人们有何意义。

方方:小说到底是小说,它是需要虚构的。但写真实历史的小说,必须尊重历史。我只是把我笔下的人物,放进这段历史过程之中。所有的历史,都是有缝隙的。我在写历史小说时,脑子里会展开历史事件这样一张大图,然后,寻找出其中的缝隙,让我的人物在其中穿行。铭记历史这样的事,就是一个词的意义,即:以史为鉴。

11、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质疑或者反对您的声音,面对这样的声音,您会不会觉得委屈或者伤心?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周围人的恐惧和慌乱中,是怎么保持平常心的?

方方:没有伤心,委屈有点,但更多是愤怒和不理解。你会愤怒那些极左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理解那些人何故有这么多的仇恨。我与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完全不识,从无有过任何交集,他们对我的仇恨,仿佛我上辈子与他们所有人都有杀父之仇似的,完全无法理解。
我不存在一直保持平常心的,我也有紧张的时候。也有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在很多事情处于不确定时,心也是乱的。

12、前作协主席这个身份,对你有保护作用还是有负面影响?

方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吧?我当主席时,也不介意这个身份,我退休不当了,也没介意这个。这个身份从来没有保护过我,我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负面影响。我没当主席时,活得很好,我当了主席,生活也没改变,现在退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些太把主席当回事的人,是根本不知道中国体制的,也是对我个人完全不了解的。

13、您相当多的作品都是描绘武汉人的生活,您最喜欢武汉人的哪一点?这次的肺炎疫情,有没有让您体会到武汉人的其他不同方面?

方方:武汉人一向很爽快,很讲义气。很乐于助人,有一种江湖气。这可能跟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相关。但武汉一直是商业都市,市民虽然吊而郎当,但胆子却并不大。比较听政府的话,乐于生活,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他们会很实际。有没有疫情,他们都是这样。就是我印象中的武汉人的样子。没什么不同。

14、您如何看待作家和城市的关系?

方方:这是鱼和水的关系。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15、如果疫情过去,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方方:继续完成我没有写完的小说。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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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3月9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9日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

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

文/方方

昨晚的雨下得还不小,今天继续。感觉春雨的神韵本当是细小无声的,它却居然下得哗哗啦啦,屋里全天都得开灯。

收到医生朋友发来信息,从字面便能看到乐观情绪。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三天,而且持续下降;新增疑似病例一直都处在低位运行中。省市换帅后,确有一系列铁腕手段,使疫情得到迅猛控制。在武汉病人多的时候,曾计划要建19家方舱医院,现在显然不必了。医生朋友说,已休舱11家方舱医院,剩下的3家也将在今明两天休舱。现在武汉的抗疫战,已经处于收尾阶段,类似在打扫战场吧。重症病人持续减少。当然,人数减少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治好了,二是去世了。现在的重症病人尚有四千七百多人。这仍是不小的数字。医护人员也正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救治,期待他们能坚持下去,尽快好起来。

多灾多难的中心医院,在今天去世的人员中,又有他们的一位大夫: 眼科医生朱和平。而在此前, 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上去世;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医师 江学庆于3月1日去世;眼科副主任 梅仲明于3月3日去世。迄今为止,中心医院已经去世了四位医生,其中有三位在同一科室。据说重症名单中,还有几位中心医院的医生。在如此惨重的伤亡面前,人们不禁追问:中心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护人员倒下?医院的主要领导即院长和书记应该怎么解释?仅仅是对新型病毒了解不够?或者用正能量的说法: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武汉人民筑起一道人体防毒墙?这些都说得通吗?想来,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事。今天,已经看到数篇文章对中心医院官方领导的质疑,也看到了知情人的呵责和呼吁。文章中的内幕是真是假,我无法确定。但四位医生的死亡和躺在医院的两百多医护人员,却是确凿无疑的。仅凭这个,我想,中心医院的院长和书记是否还配领导这家医院?而且我相信,没有他们,中心医院其他人,一样可以继续坚持抗疫。所以,在这里,我想说: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引咎辞职,从中心医院的书记和院长开始吧。

其实,引咎辞职,本来就是个常识。你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让你的团队遭受重大伤亡,若有良知,自己就应该立即引咎辞职,并自觉以赎罪之心,进行补救。可实际上,我们很难在中国看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我们很多很多人,懂得无数宏大概念,却不了解基本常识。那些概念,空空荡荡,抓摸不着。就像我们听官员说话,看下发的文件以及阅读报纸文章,经常折腾半天,却不知道核心内容是什么。即使找到了主题,这个主题也多半是个虚的。而无数个实实在在的小常识,都被那些概念压在了语言的土壤之下,冒个芽来都很难。但是,这些常识,却是人生必备。

昨天我写 袁国勇院士讲到 “软情报”三个字。他说科学家应该重视软情报。其实非但科学家,其他人,比如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同样要对“软情报”特别敏感。我本人是18日开始出门戴口罩,并且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要戴口罩。为什么?就是因为听到了民间诸多“软情报”,于是而倍加小心。可惜,我们的政府官员,管辖着几千万人口,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份警惕。各种大型演出一直持续到元月21日。甚至钟南山先生20日已经说了“人可传人”一言,这种演出仍未停止。我的同事YL告诉我,她的摄影圈内朋友中,有一个团队四个人在元月19日去田汉大剧院拍摄演出节目,团队中三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早点告诉市民,早点取消那些演出,是不是就会少死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在民间都会提高警惕,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如此无知?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今天有一篇文章,转得很疯。文章名为:《武汉甩锅大会第四轮开启》。其中提到国家卫健委曾在元月14日召开过防疫部署电话会议。我请朋友上官网查询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我摘录其中两段: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元月14日的会议!元月14日!比钟南山说“人可传人”早六天!比封城早九天!写“四轮甩锅”文章的人是个理工男,手段很高。他迅速查明发帖时间,于是写道:“这篇文章是2月份挂上网站的,发布时间在2月21日之前的某一天,最后修改时间是2月21日早8点39分,然后文章的发布时间被调整为1月14日。”这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份文件是确认无误地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确开过。此文也引发了我的同学群里的讨论。K同学说:“首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参加者众,基本内容事后是造不得假的。如无异议,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卫健委或他们后面的决策者,便毫无悬念地首当其冲了;其次,国家卫健委网站这次特别的“更新”是谁所为?受谁指派?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是临时工个人失职的补救?还是官方安排的‘亡羊补帖’?其实,国家卫健委完全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把这次非公开报道的会议情况披露出来,以正视听。但这种悄悄的打法,的确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人能够指责,由于卫健委网站上漏发一则会议消息,从而导致今天武汉的悲惨局面。会议精神应不应该公开发表?谁决定的会议是内部性质?从而对外保密?”

是啊,太多疑问了。我想,既然是全国性会议,湖北官方想必有人参加。那么,是谁参加了这个电话会议?会后又为何完全没有执行?也未将信息通过媒体向大众公开?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比如筛查发烧人员,停止大型活动,提醒发烧人员不要离汉,控制人群聚会,诸如此类。如果元月14日即公开信息,告知各界人士注意,武汉还会死这么多人吗?还会遭遇这么惨烈的灾难吗?还会造成整个国家如此重大的损失吗?既然都已经知道疫情蔓延,后果严重,为什么不采取手段呢?是人为渎职,还是疏忽大意?更或就是无知?以为拖延几天,自己摆得平?总之,我很想不通这件事。

反思和追责是两位一体的。没有严苛的追责,便不可能有严肃的反思。疫情至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现在,人们记忆尚在,时间细节感觉,都还深刻地存在脑子里。这正是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由此,再次希望官方能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彻查疫情究竟是什么原因发展为今天的灾难。同时建议,有写作能力的武汉人,记录下自己元月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民间写手,组成团队,寻找到那些丧亲者们,帮助他们撰写出自己亲人寻医以及死亡的过程。当然,成立一个网站,分门别类,将这些记录挂上则更为方便。如有可能,出版数本记录文字,也很必要。让我们所有武汉人,为这次的灾难留下一份集体的记忆。我个人愿意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天的医生朋友在他的短信还另写了这样一段话:“困城中的900万武汉人民及100万外地人民,滞留在外有家不能归至今没有统计数字的被歧视的无数武汉人民,驰援湖北及武汉的4万2千多英勇战士,14亿没有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中国人民,已经精疲力竭,确实承受不起了。”

而另一位医生朋友,则说:“从热线来电关注的问题情况来看,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从病毒感染转变为何时复工,以及复工之后的防护。大部分民众目前无法复工,甚至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甚至心理危机。”

祈盼所有的灾难尽快结束吧。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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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线索来了 该查的就顺着查吧(3月8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8日

我和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隐瞒。

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吧?

文/方方

又下起了雨,雨还不小。冷飕飕的,白天也如黄昏。远在成都的刘先生请他在武汉的朋友给我送来了几条鱼,推辞半天,没推掉。他们还杀好了,甚至连葱姜萝卜也都备好,说是让我煮鱼汤喝,这样做起来很容易。通过我日记看到我有糖尿病,他们又买了点干果,留下一封信,放在我们大院门口。实在是让我惭愧,又很感动。谢谢朋友们的关心。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大家都在网上向女人献花。小时候,每逢这天我们一群女孩肯定会高唱:“三八妇女节,男伢好造业,女伢玩游戏,男伢在屋里做作业。”这段歌谣,得用武汉话唱,那种腔调和韵律,才会有千回百转的味道。想起来,是多么遥远的事。

在武汉。人们管小孩,叫“伢”。男孩子为“男伢”,女孩子为“女伢”。成人后,“伢”变成了“将”。男人为“男将”,女人为“女将”。不管身份贵贱、职位高低,都是“男将”和“女将”。却没有兵。这种称谓很有意思,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

武汉的女将貌似厉害,其实家里大事,还是多由男将作主。有趣的是,家里但有麻烦,一般会是女将出头。并非男将不行,而是女将天生有保护家里男将的气概。说起来,恐怕是家里的男将在社会上有工作,或许有体面的职业,不方便抛头露面,但女将就无所谓了。大多妇女在社会上地位低于男将,所以遇到事情,由女将出来抵挡,要管用得多。武汉女将说话节奏快,音频高,在言语的冲突中,基本不会吃亏。如果对方也是女将,两个人对起阵来,那才是真有看头。记得“文革”中,我女儿的爷爷是华中师大的教授,红卫兵冲到家里要揪斗他。这时奶奶要爷爷在家待着,自己挺身而出,跟红卫兵对着争吵。红卫兵拿奶奶这个女将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退去。这段故事,我以前还写到文章里过。所以,在疫情期间,为了生活,像团购呀各种扯皮的事呀与社区交涉呀之类,都会被女将认为是自己的份内事。既如此,出头多的便自然而然是女将。武汉女将中气足,声音大,这次甩了几个视频出去,真是震住好多人。这里,祝武汉所有的女将,三八节愉快!

今天是封城第46天。疫情走到今天,让人高兴的信息越来越多。有些区域将尝试陆续解封,开工的信息,似乎也隐约有传。一位朋友甚至说,机场已经在作恢复通航的准备。这信息,简直是惊喜加上惊吓。果有此事,说明开城在望。武汉人,这是要熬出头了吗?

从医生朋友处传来的信息,也是好的。新增确诊病例进入低位运行期两天,而且下降明显;新增疑似病例早已处于低位运行状态。方舱医院依次休舱,最大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今天也宣布休舱。新增疑似病例已可直接住院诊治。部分医院日常门诊也已经恢复。控制病毒蔓延,目前正在清扫战场,清零的时间指日可待。现在,重症病人尚有近五千,住院病人还有一万七千多。在全国顶级医疗团队的协同合作中,医生们也在不断总结经验,优化规范救治方案,让所有病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医生朋友的乐观,令我觉得这两万多病人出院,也是很快的事情。

其实,抗疫收尾以及市民生活越来越有序,我们是能明显感觉到的。大多社区服务都很细致,而且态度也都挺好。我同事总在秀他们小区的工作人员帮助居民做事的图片,说他们真的很好,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东西。能被居民盛赞,应该是做得相当不错了。要知道,武汉女将挑剔起来,也是相当生猛的。凭心而论,下沉到小社区的工作人员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个勤杂工,什么活都得干。尤其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要帮老人购物搬东西,教他们用手机,没有手机的,还得用自己的手机帮忙。百姓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跟你犟起来,也是要人命。所以其实要做好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这么大量的武汉人能撑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继续撑下去,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的辛劳。

作协的同事们也开始零星上班。长江文艺杂志还要按期出刊,这也是不可能宅在家里就能完成的工作。本来,我在春节之后,要给他们一部中篇小说,结果最终还是食言。记者采访我时,经常会提一个大致相同的问题,即开城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说,我要好好休息,然后把这部小说完成。欠的债不还,以后吃饭都找不到人了。

这边是业已缓解的疫情。但不幸却并没有完。在泉州欣佳酒店隔离的人们,遭遇到坍塌事件。同学刚刚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是今晚六点多消息,在坍塌事故被困的71人中,截至4点,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已救出48人,其中10人死亡,38人送医治疗。应该还有23人被困,揪心!这些隔离人员中,不少是湖北人。可怜他们逃过了病毒,却没有逃过危房。这也算是次生灾难吧?特记之。

今天还看到财新记者对香港袁国勇院士的一篇采访文章。袁院士是第三批来武汉的专家。在此次疫情中,他也是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考察组的专家,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他对记者透露出的信息,真是让人有震惊感。

袁院士说:“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但是他们的答案就是:我们正在测试。因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最后他们被我们问出说:好像神经外科有1个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但他们也说,那些医护人员并没有确诊。”财新记者很厉害,继续追问道:“‘他们’是谁?你们当时考察武汉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场?”袁国勇院士的回答是:“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人士。”记者继续追问:“你觉得当时他们对你们有没有隐瞒?”袁院士回答说:“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与钟南山坐一桌的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因为第三批专家都到了。我相信他们之前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话,到那个阶段也没什么隐瞒的了。但他们一直在强调,试剂盒是刚刚才下发到武汉,没测试就没法确诊。”

好了,线索来了。该查的,就顺着查吧!一个一个地询问,总能问出一个所以然。我和我们,都想知道,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要隐瞒。

正是有了钟南山院士的尖锐和严厉追问,才有了病毒“人可传人”的信息传达给百姓。由此,才使得武汉人从茫然无知中惊醒。否则,再继续隐瞒几日,还不知道更惨烈更残酷的恶果会呈现出什么样子。一千多万武汉人,能活出来多少?

现在的问题是:一、袁院士提到的这些人,要不要一一追查,一查到底?二,前面两批专家,明知这是天大的事,为什么不能像钟南山院士那样敏锐和紧追不放?袁院士在回答记者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科学家永远都不要忽视软情报。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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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3月7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7日

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

文/方方

天又晴了,而且有点热。大自然有点洋洋自得,太阳一出,就忘记了昨天的阴冷,一派完全与早春无关的样子。昨天头疼,吃了安眠药,比往日提前一小时睡觉,依然睡到中午,起来时,已经好了很多。收到快递通知,不知道哪位朋友给寄了一个测试健康的手表。寄件地址看不出好心人为谁,想了半天没想出。朋友,请给我留个言好不?不公开表扬,但私底下也好表达谢意呀。折腾了一下,已经用上,感觉不错。

早上,医生朋友发给我信息,他的留言充满惊喜。说武汉3月6日新增确诊已经跌至百人以下。“新增确诊病例在一百以上亚低位运行四天后,进入低位运行期。武汉疫情已发生质的向好突破。医疗资源充足,疑似病例都可以随时住院诊治了。部分医院平诊已经恢复,月底基本清零胜算极大,已经看见曙光,坚持!”这是原话。昨天大家还在为新增确诊人数迟迟不下降的僵持局面而担忧,今天立即就跌了下来。正像昨天的天气阴沉,而今天却蓦然给了一个大好晴天一样。

如此明朗的日子。疫情向好,所有人都功不可没。网上呼吁逐步解封的人也多了起来。武汉已有多家医院开始恢复正常门诊。是的,因其他病而得不到治疗去世的人,也不少了。这是疫情带来的附属灾难。仅我们院内,便有两位老人病故。如果有正常的医疗呢?或许他们不至于现在就死。此外,还有更多经济压顶的人,没有了生活来源,无法养家糊口,这也是天大的问题。今天还听说一个消息,家居南京的诗人韩东,被困在湖北某地,住在酒店里,已经度过了四十多天。很难想象,这些日子,他是怎么过来的,倒是希望以后读到韩东的被困记录。

昨晚跟几个中学同学聊天。他们再次跟我谈到武汉宁波商会秘书长沈华强先生的事。我有两个同学与他往来密切,H同学曾经是沈华强的领导,而X同学曾与他大学同学。说是中学同学,其实我与H和X两人都是从小学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因我曾经写过宁波商人沈祝三在武汉的事迹,去年宁波政府秘书长来武汉,沈华强说他是我的粉丝,找到H同学搭桥,与我见了一面。沈华强自己是《宁波人在武汉》一书的副主编,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他在做。万没料到,今年沈华强也被感染上新冠肺炎,而且他一家五口均被感染。发病那天是初二,及至到2月7日,他与他的母亲同日去世。家中其他三人,分别隔离住院。真是人间惨剧。沈华强和他的母亲都没有确诊新冠肺炎,在官方统计的死者数字上,他们恐怕还算不进。一直说要为沈祝三的事见一见的,却再也没有了机会。这位与我联系数次但从未谋面的朋友,我要记录一下。

跟同学谈到死者的骨灰事宜,丧事如何操办一事。之后,我即与专业心理医生沟通。我说,武汉人恐怕还要过一道坎。那就是疫情过后,将有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那些日子,该怎么过?那将又是一次巨大的集体性的创痛。医生说,因为是传染病,殡仪馆直接拖走火化,骨灰要保存到疫情结束。那时电话通知家属,才可以领回骨灰安葬,并举办相关仪式。但是,怎么将几千人的骨灰发放,估计到时政府会有安排。因为这次涉及人祸,哀伤要能过去,首先要有个说法,没说法,这个坎难过。丧亲家庭这么多,每个家庭要看自己家庭的支持系统、自己的家庭功能怎样。弱势家庭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实质性的帮助,心理医生不可能超越现实去做什么。

另一位对心理创伤有所了解的朋友说,目前社会公众仍处于应激状态中,真正严重的心理问题,会在应激状态之后出现。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但是,这些丧亲家庭是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亲人的,又没有在亲人生病时床前尽孝,更没有跟遗体告别,这种创伤怎么修复都有疤痕,估计这个群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会有些高。一类人有创伤性再体验症状,即重演事发时的负面感受,如做噩梦。另一类人会麻木回避,还有一类人会过度敏感!

我很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却害怕武汉几千人家同时办丧事这一天的来到。不知有没有更多的心理专家,可以提出有价值亦可实施的方式,帮助所有亡者家属和所有武汉人,略微轻松一点跨过这一道坎。

今天频繁地出现在人们聊天中的一个词,叫“感恩”。武汉的领导要求人民向党和国家感恩。真是奇怪的思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不明白领导们天天学习,怎么学反了向?武大教授冯天瑜先生说:“在谢恩问题上,切勿颠倒人民与当权者的关系。把当权者视作恩主,要求人民跪伏谢恩的论者,请听听马克思1875年的言说:马克思痛恶拉萨尔的国家至上论,指出‘需要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哥达纲领批判》)。”武汉乃至湖北,哪一届领导人都会尊重冯先生,他所讲的这番话,新来的领导,如有文化,应该会听进去吧?

是的,疫情到今天,基本得到控制,这真的是需要感恩的。但是,站出来的感恩者应该是政府。政府首先要向武汉几千个死者家属感恩,他们在亲人枉遭横祸,连送终和办丧事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强忍悲痛,克制自己,几乎无人吵闹;政府要向躺在医院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长很慢;政府要向本地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外援的四万多白衣天使感恩,是他们冒着危险,从死神手上夺回一个个生命;政府要向在封城期间,奔波在各条路上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志愿者们感恩,因为有了他们,这座城市才能正常运转;政府最要感恩的是九百万困守在家、足不出户的武汉人民,没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配合,疫情控制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事至如今,对于上述的奉献者,对于武汉人民,用怎么样美好的词汇去形容都不过分。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接下来,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现在,是最应该反思和追责的时候。一个理智的有良知的并能顺应民意安抚民心的政府,在疫情向好的此时,急需做的一件事,即迅速成立追责小组,立即详细复盘疫情始末,查明是谁误了时间,是谁决定不将疫情真相告知民众,是谁为了面子上的光鲜,欺上瞒下,是谁把人民的生死置于政治正确之后,是多少个人,多少双手,导致了这场灾难。谁的责任由谁来担,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同时,政府还应敦促相关部门的官员,比方,主政的官员,宣传部门的主要官员,媒体的一把手,卫生部门的主要官员,医护人员死亡巨多的医院官员等,立即进行自查自究,误导民众的,导致伤亡的,先自行引咎辞职吧。是否有刑责,由法律过问。不过,以我的印象,中国大多官员少有反思自己的事,更不谈引咎辞职。如此这般,民众至少是可以写一份敦促书,敦促那些视政治如命根,视民生若草芥的官员引咎辞职吧?这些手上带着血的人,怎么还可以在湖北或武汉人民面前指手画脚呢?做个假设:如果真有十到二十个官员自行引咎辞职,说明这一代官员们,多少还有点良心。

今天的傍晚,一个著名作家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想到次生灾害会落到汉语上?” 感恩这个美好的词语,它的未来会满身污秽吗?而今天,它会成为敏感词吗?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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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这种僵持还有多久,下周能结束吗(3月6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6日

清点了一下封城前的记录。现在,我将这些集中一起,与自己的日记,连接起来。

这种僵持还有多久,下周能结束吗

文/方方

今天阴天。阴沉沉的,心情随之而阴。空气中充斥着沉闷,无处不伤感。疫情与昨天比,没有明显变化,新增确诊人数依然上百,呈僵持局面。这种僵持还有多久,下周能结束吗?

这几天,我也像很多武汉人一样,压抑,郁闷,加上头疼。而且特别讨厌接电话,完全没有跟人讲话的欲望。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活着。什么都不想说。清点了一下封城前的记录。当时是在转他人微信时,顺手写了一些感想,权当作记录。现在,我将这些集中一起,与自己的日记,连接起来。

1月19日:转《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请务必佩戴口罩》

上个月去成都,学弟徐旻给我一个N95口罩,说空气不好。但我大武汉的空气比成都好不到哪里,我也习惯了糟糕的空气。所以口罩放在口袋里一直沒用。这两天关于武汉的疫情越来越多流言,家里从未备口罩。昨天去医院看望朋友,心想那地方得小心点。这才想起徐旻学弟送的口罩,忙找了出来。先还不知道怎么戴,琢磨了一下。现在对照文章,觉得自己戴对了,只是细节注意不够。

我大概已经有五十多年沒戴过口罩了。现在一戴,仿佛回到少年时代。

1月20日:转《蒋彦永:我说的全是2003年真实情况》

蒋彦永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张立平和王部长等人,他们已退休了,他们就能说真话。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现在讲假话的人比03年多太多了。而敢讲真话的媒体却没有了。只希望我们这次看到的关于“武汉肺炎”的官方信息都是真的。

1月20日:转《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

感觉“武汉肺炎”尚在传播期里,社区举办这样的大型聚会,基本算犯罪行为。无论怎样热爱形式主义,热爱展示盛世太平,近期市府都应下令禁止如此这般的聚会聚餐活动,哪怕聚餐者自愿也不能允许。

1月21日:转《致敬!432个小时的贴身守护,他们说这是“责任”》

最辛苦的是武汉医生们。今年过年医生们怕是无法休息了。向他们致敬!不聚会,不出门,不耍酷,做到出门即戴口罩,随时洗手,随时用盐水清洗咽喉,注意保护自己,就是帮忙。

1月23日:转《面对疫情,行动力超强的武大海外校友真是一剂强心针!》转发一下武大校友的信息。

平时冬天我都去海南避寒。今年天暖,过年较早,所以计划年后再走。于是被封在了城内,与武汉人民共渡难关。

相信封城是政府迫不得已的事,尽管前期耽误了太多时间(元月中上旬省市开两会。为保证两会,谁都知道,那时候是沒人管事的,也不准报负面消息。记者们了解情况,几头为难,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人命关天,但官员们还是认为开会更重要。政治第一害死人。疫情之后,那些不作为的主要官员们自己想好怎么向人民谢罪吧!)。但是现在,作为市民,我们还是要服从政府所有指令,听从安排。保持理性,绝对不要恐慌,不要自乱。尽量不出门好了。出门定戴口罩(尽管难买到N95口罩。即使有,商家也依然黑心涨价!)。勤洗手,吃好饭。小病静养。建议也不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自己关自己的禁闭,让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样生活吧。不添乱子,就算是帮忙了。

感谢诸多朋友的关心和问候。有能力支持武汉的就请援手以助吧!

1月23日:转《刚刚通报!武汉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情况!》

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武汉,全国人民也在支援武汉。现今运输也发达。绝不可能像当年战时武昌围城一样没有吃的。所以,大可不必抢购。这点可以绝对相信政府。

倒是政府应要求药店不可在此时对市民必须用品乱涨价。昨天下午我去东亭路某药店(不点名了)买N95口罩。一袋25个口罩需要近九百元人民币。这是一次性的用物,一天如果用三个(据说用四个小时后即无效),也得过一百元。我准备少买几个,却没有独立包装。售货员直接手抓,吓得我也不敢买了。我说:这种时候,为什么卖这样的黑心价。售货员说,供应商涨价,我们就得涨。

在口罩这种一次性的耗材上,家家户户用量都很大。不能太贵。管理部门应该强力打击乘机涨价的黑心商家。

1月23日:转《致敬!上海第一批重症和呼吸科医生已经出征武汉》

看到一些武汉病人求诊的视频,听到病人们的哭喊及密集长队,真是让人眼泪往外喷。那些病人太可怜了。而医生人手不够,医院床位不足。官方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力措施(听说今天才决定建类似小汤山的隔离医院)。我们除了待在家里不添乱,完全无力助人。我很少有这样的无力感。这里,要深深地感谢上海医生!

1月24日:转《武汉全员排查发热病人,各区统一安排车辆送诊》

帮转。尽管滞后,但到底有行动。整个湖北及武汉官员能力之低,魄力之弱,一遇大事,立即现形。光会讲套话、光会学习、光会压制讲真话的人有什么用?现在不多说,事后看他们自己怎样出来向人民谢罪!

下午出门买口罩。总算在一家小超市买到几个N95。街上所有的店铺全部关了门,包括药店。只有那种夫妻店的小超市开着。货源充足,菜也算很多。微涨一点价,这个可以有!问了两个店,店主均表示过年也开着,一天都不休息。听了他们的话,感觉好踏实。

更让人感动的是:环卫工人仍在一丝不苟地扫街。像往常一样,每条街都有环卫工人。而此时的武汉,正在冷风冷雨中。

感谢这些劳动人民!他们的从容以及辛苦,让我安心了许多。

1月25日:转《武汉封城前夜,29.9W人离开武汉》

对那些逃出武汉的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吧。都是百姓,都有恐惧,都想好好活着。

我倒是庆幸自己今年没有年前去海南。不然丢下我女儿一个人在武汉我还真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恐怕走也要走回来!现在还好,母女各自隔离在自己住所过年。心里也踏实许多。倒是看到一些先前就在外旅行的武汉人突然间到处被歧视,甚至找不到住所。唉,这世道!

世态一向都炎凉,有暖心人亦有寒凉者。从未有过改变。大家认了吧。彼此好自为之。

1月25日:转:《求扩散!武汉市出租车进社区分配清单》

帮转。证实一下有用:同事几天前动过手术,明天要去医院换药。已向社区提出申请,听说多半能要到车。

大家过得很无奈,但至少有秩序起来。知道囯家出手,诸事有人管了,不再那样惶惶然。经过谎言和谣言轮番轰炸后,似乎自今日起,人心安定了许多。

大年初一转瞬即过。在这里,仍然要祝大家春节愉快。希望所有的恶与魔,随旧年而去,希望我们所有人一天天好起来。

26日:转:《紧急求助!征集全国酒店/旅馆——收留将困在外的湖北/武汉人》

帮转。请全国人民包容湖北人,包容武汉人。无论以什么方式离开湖北,都得让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你们的敌人是瘟疫,而不是湖北人和受害更重的武汉人。

上述记录,一并留存。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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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3月5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5日

社会的进步,至少从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假开始;把标准再放低点:至少从我们每个人不配合做假开始。

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

文/方方

天气十分晴朗。阳光明亮得晃眼。我们把马路、大街、公园都让给了病毒,待在家里,看着它们游魂一样,在空旷的城里,四处寻人。正午太阳的力度给人感觉简直可以直接把它们晒死。今天惊蛰。封城的第43天。前几天跟朋友说,我倒是比平日好像更忙了一点。一部剧都没有追成,准备了一堆电影要看,结果一场也没看。邻居唐小禾老师晒出他家孙女妹妹吃饭的视频。妹妹贪吃的小样子特别可爱。朋友说,白天看妹妹吃饭,晚上看方方日记,一天就过去了。妹妹的视频和朋友的话,让人看一次,笑一次。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有三个人,在这个日子里会唤起诸多回忆。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他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领导人。当年,看见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心里就很踏实。三月五日是他的生日,而他去世时,却引起一场巨大风波。年轻人恐怕多不知有此一事。当时有一首诗,四处传抄,至今仍记忆犹新:“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第二个人,相信更多的人都熟悉。他叫雷锋。我从小学起,雷锋就在记忆之中,从未被抹去。雷锋的善良,也一直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陪伴。今天是他的纪念日。以前有个段子,说每到今天,小学生都去搀扶老人家,弄得老人家都不够用。在中国,该有多少人是在学雷锋中长大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恐怕业已被人遗忘,或者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存在过。他叫遇罗克,他只活到27岁。像我这种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曾经因为他的命运,而思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未来。有人认为,遇罗克的文章并不深刻,讲的只是常识。是的,正是常识。可我经常会觉得人们对“深刻”的追求,存在误区。常识就是从最深刻的道理和最频繁的实践中拎出来的。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比如,人生而平等。北岛曾经为遇罗克写过一首纪念的诗,诗中有一名句,多年来一直在各种文章中流传:“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有时候,想做一个正常的人,守着常识生活,都不是易事。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尽管好转,但速度很缓慢。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在百位数以上,尚未进入低位运行阶段。如果这两天数字能下拉,或许,就能打破这几天的僵局。以前医生朋友说过,这病毒是“流氓病毒”。现在看来,越发像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窜到哪里,又感染上几个人,让你前功尽弃。

前两天,我的朋友江导告诉我,她的一位叫李亮的朋友本已出院,却在隔离期间,突然去世。江导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导演。她常去李亮那里做理疗。江导说,李亮是康复医生。春节前,他还为中心医院李文亮做过颈椎治疗。李亮初十开始发烧,进入汉阳的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两次都是阴性,他由方舱出院转至酒店隔离。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很不好,在与他的老师通电话时,曾放声大哭。最终,他没能逃出死亡的追逐。36岁,丢下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撒手而去。

江导跟我在电话里聊到这个核酸检测是否准确的话题。我也不懂,想起前一阵看过的一些资料,都谈及不少人出院后,尚在隔离期间,再测又发现转阳。我们俩都觉得,出院的标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果然很快看到有专家认为:出院标准放得太宽。而今天,又看到通知,说是从明日开始,将对所有尚在方舱医院的患者和即将出院的人,重新进行抽血加做病毒抗体的检查。

今天,武汉有一个视频十分火爆。领导去一个小区视察。结果,高楼上有人在高声叫喊:假的!假的!传说领导视察到一半,就走了。看视频时,大家纷纷议论,说武汉还是有钢人呀。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是否真有做假,但多年来,凡上级视察之处,各种形式主义横行,却是众人皆知的。其实,不能单怪基层,因为层层做假,基层不做,一天都混不下去。

武汉有今天的封城,何尝不是做假的结果?以前,在各种场合,我都会说,你们要实事求是点好不好?!就算执行文件,也要实事求是。文件经常一刀切,会忽略很多非常实际的问题。但如能实事求是,就可以向上面反映文件中的缺失,或是自行弥补那些漏洞。但是,哪里会有人听呢?做假,甚至明目张胆做假,形式主义,挥金如土地搞形式主义,早已是这个社会的“新冠肺炎”。不知这次疫情之后,是否能找到治疗的药方。

这一次的武汉人很幸运。有可靠朋友告知,说这个视频是真实的。领导下午当即开会,要求马上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看看,这样不就挺好吗?如果没有那一声声的喊叫,他又怎么知道你的苦处?你沉默不语,你配合做假,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所以,该喊的时候,还是要喊出来。话说回来,让自己的声音成为与他人不一样的声音,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得让它一直都在是不是?所以我很佩服那些高声呼喊的武汉市民。这一声声喊叫,或许意义非凡。至少可以让那些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会有高声呼喊的老百姓。社会的进步,至少从我们每个人都不做假开始;把标准再放低点:至少从我们每个人不配合做假开始。

今天还有一条信息,很有意思。政府表扬了一批在新冠肺炎预防中表现好的集体和个人。其中有两个受到表扬的人,我觉得颇有深意。一个是北京的王广发医生。王医生是前来武汉的第二批专家。我曾经在微博中把他写成了第一批,这里要道歉一下。王医生走后给武汉留下了“可防可控”四个字。这四字和“人不传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

我相信王医生有很多骄人的成就,个人能力也非常突出,可防可控四个字,也非他个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这四字是王医生当众说出的,在受尽苦难的武汉人面前,他多少要有点愧疚之心吧,多少应该对武汉人表达一份歉意吧。我原本对王医生没什么成见,只是看到他在出院时,面对记者采访,没有不安,只有得意,这让我很是反感。

我觉得一个医生这样子,不可以。所谓医者仁心,没有仁慈之心的医生,不会是一个好医生。王医生这次先进了,但是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包括两批专家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欠债。这笔债,是要还的。否则,近三千枉死者的灵魂,不会安息。

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李文亮。李文亮也进入了先行人物行列。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就算过去了。李文亮泉下有知,是哭呢,还是笑?

今天是封城的第43天。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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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成一个时代的表达(3月4日)

方方武汉日记 3月4日

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眼下就这样活着:团购,追剧,睡觉

文/方方

今天真是大好晴天。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绿翠红粉,争相拼色,所有空间都满满的正能量。院子里的几株月季抽出新枝,整个去年,我都住在郊区写作,根本没有打理过它们。没有修剪,没有捆绑,也没有施肥,它们倒是百无顾忌地长得无拘无束。见它们这样,我想把枝条扎到栅栏上,倒是有了点于心不忍。

疫情控制住,已是板上钉钉的问题。我长居武汉,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毕竟武汉那么庞大,三镇格局那么混乱,老式的里巷和旧街那么复杂,加上病毒无处不在的恐怖,能在这样的时间内,控制到如此程度,委实不易。尤其疫情前期,恰逢春节,加上官方昏招迭出,致混乱更甚。换帅之后,政府以铁腕抗疫,效果确实很明显。现在,大头朝下,余下的只是扫尾,应该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后续事宜:比如,被困于武汉而不得返家的外乡人,又比如,流落在他乡不得而归的武汉人。按说,这都不是很难解决的事。今天医生朋友说,局势继续向好,估计明天即可进入低位运行状态。到现在,我想,我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下午,朋友传给我一个录音,很长。是前来武汉援助的一位医院负责人讲述他的团队在武汉进驻和参与治疗的过程,这是他对其朋友们的讲述。非常理性,非常克制,也非常客观。只谈过程,不涉其他。但是,只要他讲到武汉和武汉人时,便会失控,声音哽咽。只有我们武汉人会明白,这哽咽的背后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眼睛看到了当时的现状,却不方便说出来,他的哽咽来自情不自禁。这是有慈悲心肠的医生,是有大爱仁心的医生。再一次希望那些前来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疫情结束后,能把他们来汉后的整个过程,尤其早期所见,记录下来。它将会成为2020抗疫中最重要的资料,极具史料意义。

我最初记录时,从未想过有多少人看,只是自己记一下而已。一些公众号用了很吓人的标题来写我,让我相当难堪。因我知道,在武汉,作这种记录的人多的是,也不乏作家和诗人。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记录的方式不同,以及记录的要点不同。而这每一份记录,都很珍贵。以前谈小说时,我说,文学虽然是一种个人表达,但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一起,便是一个民族的表达;而无数个民族的表达汇集一起,那便是一整个时代的表达。同理,一个人的记录,微不足道,更不足概括全貌,但无数个人的记录,汇集一起,真相便会以全方位形态露出水面。

惹出大祸的华南海鲜市场,从昨天下午起,开始为期三天的清场和消杀工作。早在元月初,这里就已被封场。每天有人前来消毒。但是封场之初,行动匆忙,店内存放的东西,却依然还在里面。估计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会封存这么长时间,更没有想到,这里的病毒,会导致一场殃及全国甚至全球的灾难。市场停电停水后,天气转暖,许多海鲜,都已放臭。我小哥说,估计万科那边都能闻到臭味。上千商户中,正当经营者必是多数。他们和所有武汉人一样,同为受害者,甚至受害程度更深更大。消杀中,店里存放的所有食品,估计是要清理一净。未来这里将会做什么呢?曾经有人建议说,以后在这里建一座灾难纪念碑吧。

今天只说买菜吧。团购的方式,越来越灵活。网络真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它的自我调整能力,相当强大,可谓花招迭出。小哥告诉我,我嫂子也在记录,包括每天怎么买菜也都记下来了。小哥传给我几份,我挑了她记下的买菜部分。因为我知道,买菜是不会被删的。下面是我小哥家近几天的采买情况,相当于武汉人生活的一个浓缩吧。

一、其实今天下午已经下楼一次,主要是领取爱心菜。之前X姐打电话提醒过,我们觉得那是照顾孤寡老人和低收入群体的,我们虽然年龄超过了六十的标准,身边无子女等也都符合条件,但总觉得自己的情况还行,头几次都没去领,这次自然也不打算领。不过后来楼栋长直接打电话过来催,说菜已经放在一楼门口,让赶紧去领。一看这种情况,我还是赶紧防护严实下楼了。很大两包菜,在旁边取个塑料袋自己想装多少就装多少。我取了四棵生菜,大概清炒两顿的量吧。反复道谢后,不敢多停留,转身小跑着上电梯回家。虽说几棵生菜并不多,也不值多少钱,但那种被惦记被关爱的温暖感还是很足的。

二、团购的事还是不能大意。毕竟还在非正常时期,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接龙的猪肉卖光了,赶紧另团,增加30个鸡蛋,替代肉吧,不能不多出去几次了。好在小区里确诊疑似密接者都已收走,戴两层口罩,不跟人交谈,回家换衣洗手。

三、群里上午通知加多团购的第一套东西今天领,这一波我们只有两袋鸡胸脯肉。挺恼火这种团购方式的,人太多排队时间特别长,而且很难预计拿货时间。从下午开始等叫号,晚饭后过一小时再看,停在60号很久都不动了。但还不能不频繁地查看手机,以免突然发得很快,把自己落下了。再仔细翻翻信息,看到群里有人说老板去吃饭了,不知啥时候回来。群里早有人预言,搞到晚上十点也是正常的,我们家排114号,我是10:56分拿回来的,后面大概还有60多号。唉,老板折腾一天免不了又累又饿,不赶紧吃点饭喘口气任谁也撑不住,造业。说起来,我们这些人不容易,其实老板比我们更不容易,大疫时期没日没夜地在外奔波,本来就是拿命挣钱,染不上病毒也得累趴下。

四、这几天从家去小区南门取货,成了眼下生活中活动量最大的事儿。更贴切的说法是,去南门一趟,成了让神经进入高度紧张状态的兴奋剂。这么说可是一点也没夸张,昨晚等到近11点把团购的两袋(共两公斤)取回来后,跟平常一样的洗漱上床煲剧睡觉,但到凌晨1点多钟都没困意。今早睡到七点半还是困,为了作息时间不进一步乱套,硬是撑着爬起来。好在今天又出现一家收费送上门的团,重要的是小宗可选。正好安琪粉生粉老干妈之类的配料早该添置了,当即就下了单。

可见,社区服务还很细心,超市老板相当辛苦。只是更多的武汉人,眼下只能这样活着:团购,追剧,睡觉。

今天是封城的第42天。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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