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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日记一则2020年4月22日

一个是对过去侵略者泯灭人性的追忆,一个是对当代中国人追杀人性的纪实。

文化名城南京有一左笔书法,自称钱诗贵。前日勃发奇想,于南京建方方日记作者跪像一尊,供人观赏联想宋之秦桧。今日头条称人言沸腾响应者众。
……
于是,他起身写作如下:如果南京建方方跪像我没意见。因为南京自此就拥有两处人性耻辱的标记,另一处是已经建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这两个,一个是对过去侵略者泯灭人性的追忆,一个是对当代中国人追杀人性的纪实。

另,本人愿自费制作花岗岩个人跪像一尊,跪陪方方。请主办方恩准。

当夜十时收到微信,先是三个“哭哭哭”(表情),然后是:跪谢哥,库内积压花岗岩已全部售磬,请速改跪像石材为大理石。

哥,卡号没变吧?

崔永元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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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龙之11: 方方说的真话,他们不爱听

江棋生近照

对真话的肯定,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一个不可或缺的硬核前提,那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说的必须是人话。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文/江棋生

 

我没有读过方方的任何文学作品。但是,我读完了方方的60篇封城日记;也读完了每篇日记后的网友留言。现在,我也来写一篇方方日记读后留言。

为什么方方日记那么受欢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先生说:“一句话,讲真话。”

什么叫讲真话或说真话?巴金先生说:“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

真话的分量有多重?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我连发三问,并引述三位先生对说真话的看法,目的是想强调我的如下认知——我认为,三位先生对说真话的肯定,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一个不可或缺的硬核前提,那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说的必须是人话。

基于上述前提,让我们来逼视一下沈阳太原街上杨妈妈粥店的店长。那位店长“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于是就挂出了大幅标语:“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店长先生并没有说假话,他说的就是心里话。然而,人们能称那位店长在“说真话”吗?不,不能。那位店长对别人的苦难如此幸灾乐祸,完全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他说的不是人话,而是人渣话,简称“渣话”。无疑,决不可把说渣话的人,称为说真话的人。一句渣话,比屁还轻。

走笔至此,我不得不再次提到鲁迅的一篇散文——《立论》。在那篇文章中,鲁迅讲了个小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都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主人迫不及待地抱出来给客人看。客人中恭维“这孩子将来要当官的”和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都得到了一番感谢。有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了一顿痛打。

不少人据此得到的结论是:瞧,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对此,我不能苟同。

那位客人“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还说出了货真价实的“正确的话”,然而,人们能把他称为说真话的人吗?不,不能。说那句话的人(我假设他精神正常),情商归零:在别人孩子满月的时候,他居然说出不见一丝人间常情和真情的话,一句没事找抽的作死话!自孩提时代起,我就不爱说恭维话。但是,一般的恭维话,不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的恭维话,仍不失为质地偏差的人话。而那位客人的恶语,不是人话,近乎渣话。

回到我在文中的第一问“为什么方方日记那么受欢迎?”这个话题。除了唐翼明至为简明地说了三个字外,我还见到: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给出了贴切的点评;阎连科、戴建业、冯天瑜、徐景安、刘川鄂、陈家琪、梁艳萍、苗怀明……说了中肯到位的话。我更见到:成千上万子夜无眠的网友,在残冬吞噬春意的凌晨星空下,在他们的潸然泪目中,留下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我,不能答得更好。

那么,为什么60篇方方日记中,大半被删、小半存活?为什么在《观察者网》及类似的网站上,对方方日记全都是差评、恶评?为什么“恨她的人,骂她的人,不屑她的人,不可枚数”?

仿唐翼明之简明,我的看法是:一句话,方方说的真话,他们不爱听。

方方说真话,揪住“瞒”不放,“瞒”的兄弟“删”就迅速上场了。在物理学超弦理论所限定的十一个宇宙维度中(十个空间维,一个时间维;二湘的空间宝贵的十一维,超生了),腾挪变维,“删”弟如影相随:日记一篇篇被删,有一天,一下收到三个删帖的通知。怎一个删字了得?

方方说真话的尺度稍微放开了一点,“瞒”的另一位兄弟“封”,就厚颜出面了。方方日记本来是在她的微博上发的,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她的微博被关两周,封号禁言。

不必讳言,如果方方说真话的尺度再放开一点,那么,还有一位“瞒”的兄弟“训”,就会走上前台。方方会被有关方面或警方“请”去,接受训诫,责令闭嘴。借用一位网友的话,这就叫:你要交代,给你胶带。

如果方方答复“不能”、“不明白”,回到家里干脆放胆说真话,那么,最后一位“瞒”的兄弟“关”,就将赫然亮剑。在当代中国,以言治罪、把说真话的人关进班房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梦幻。不是连鲁迅都不能幸免么?王诚不是早已在大声嚷嚷方方“颠覆国家政权”了吗?

再把话说透一点。在先前的极权社会,“瞒”还有一位最蛮狠的兄弟,它叫“杀”。3月5日方方日记里提到的遇罗克,就是因为说真话表达自己的人权觉悟,而被它残忍地夺去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那个年代,如果你说了官家不爱听的真话,而且抓进去后坚不认错、拒不认罪、死不低头,那么,纵使你像九头鸟那样有九颗高贵的头颅,也会被统统剁掉。

方方说真话,网友留真言。少数留言的尺度,已超越了方方的文字。不过,方方和网友终究没想、也没有惹毛和逼出“训”“关”两兄弟,尽管张宏良等人已然咬牙切齿,恨不得要将被其诬为“阶级敌人、文化汉奸”之方方活活埋掉。在长达60天的日日夜夜里,方方和站在她身前身后的千千万万网友,与“删”“封”两兄弟大战60回合,演绎了一场不期而遇的2020庚子大博弈;中间和王诚、齐建华、张颐武及假冒高中生的抠脚大汉等也过了几下招。在这场堪称自媒体时代奇迹的交锋中,卓越的记录者方方“用自己的文字和情怀打动了千万人心,也连接起千万人心”。然而,我必须坦言:最为触动我的心弦、也是最使我感佩的,是许许多多普通网友的精彩留言。他们说真话,说实话,说人话;且因良知之殷、三观之正而说得超乎想象的好!

方方日记和网友留言,不经意间成了时代画面的重心。与方方日记相比,与网友的留言相比,那些以“瞒”、“删”、“封”、“训”、“关”五兄弟为坚强后盾的官媒,除极少数例外,都令人鄙视,轻如鸿毛。

最后,我想把我3月12日自己日记中的一首诗,用作这篇留言的结束语:

艾芬发哨文,
一秒一枯荣。
网管删不尽,
接力催又生。

-2020年3月27-29日 于北京家中

作者简介: 江棋生:方方日记读者。一个方方的同辈人,一个多年顾不上读文学作品,但却每天不能不读方方日记的人,一个只想说真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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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力之9:母亲,留在了2020年立春这一天

方方日记

我的母亲,留在了2020年立春这一天。那个追着殡仪馆的车,悲凄地喊着妈妈的女孩,又何止她一人。

母亲,留在了2020年立春这一天

文/绿蔷薇

 

前天,我接回了我的母亲,并带着她回到了老家,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我想,母亲一定会喜欢那里的。

从母亲离开我们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想用文字记录下这段时间的经过。只是觉得每次回想,都会痛彻心扉,加上家里还有老父亲需要安慰照顾,一直没有成文。这段时间,方方老师的日记,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我想,文字是真实情感的表达,比起空洞的讲述,要深厚得多。

知道母亲不舒服,是在元月10日那天,我从深圳出差回来的晚上。我们刚买了新房,原计划当天搬家。她不忍扫兴,强撑着精神和我们一起搬了过去。她主要觉得头晕,乏力。我想着估计晚上没睡好吧,新家里有暖气,可以让母亲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但第二天母亲开始发烧了,37.8度。我说服母亲,到家对面的医院去做个检查。周日的上午,普爱医院呼吸科人满为患。我当时想,人们的工作都挺忙的,只有周末有时间看病。母亲检查了血常规,咽拭子,心电图及大小便,但都正常,包括体温在内。大夫忙得够呛,她只开了点抗病毒的药给我们。门诊里不时有些病人等得焦急,她还要帮助调解,那层薄薄的蓝色口罩外,眼里写满了疲惫。

吃了一天的药,妈妈说她精神好多了,她要去菜市场给她最爱的外孙买点新鲜食材。好久没陪母亲逛市场了,我挽着她,高高兴兴地,好像又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候。途中,母亲告诉我哪家摊主菜新鲜,哪家摊主人缘好。想来,那是我最后一次陪母亲逛菜场了。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晚上又发烧了,并且还有些腹泻。我挂了协和消化科的号,但母亲坚决不去。我知道,她不想耽误我的工作,也心疼看病的钱。

元月17号早上,母亲实在拗不过我,答应再去普爱。这次呼吸科有两个医生一起在看门诊,我注意到他们戴的不是普通口罩。患者比上次还要多。好不容易排队做完CT,我把结果拿给医生看时,他说了一句,就怕这个。他说最好住院,但住院部已经满员。最后,他开了两天抗生素,在门诊点滴。静脉注射室里,只有两个护士,排队打针的患者,队伍已经快排到门诊大门口。我意识到不妙,给母亲买了护理口罩。那个时候,手机新闻里偶尔弹出的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信息,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小年,本来约好妹妹一家过来吃年饭。母亲自CT确诊是病毒性肺炎后,就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并且坚持自己单住。还好在同一栋楼,但除了送饭,她不让我们靠近。小年饭,母亲缺席。妹妹一家回去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在阳台上目送了好久。她后来给我发信息,说她一定好好吃饭,争取早点痊愈,大年三十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两天的输液打完了。再来开处方时,遇见了第一次看病的大夫。她看了母亲的病历,说发烧时间太长,必须住院治疗。她马上联系了住院部,并告知我们只要有床位出来,就会联系我们。幸运的是,当天下午我们就收到了住院部的入院通知。后来,当目睹门诊和急诊患者为了一张病床求救无门的人间炼狱,我觉得这是母亲唯一的幸运。

但是,直到母亲住院的时候,我还没能把母亲的病和华南海鲜市场及新冠病毒联系起来。母亲本本分分,既不吃野味,也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她不可能得这个病。

疫情早期,病房并没有封闭。但母亲坚决不让我们陪护。我深知母亲脾性,不敢违拗她。第二天,她一早就电话给我,病房又加了两张床,是一对母女。她再三强调不准我们任何人到病房来,如果要送饭,她自己到门口等。通话的时候,就听到她在不停地喘气。

父亲熬了汤,我给母亲送过去。但母亲不在病房,问过护士才知道,她拍CT去了。护理部实在人手不足,她是一个人去的。我赶紧跑到CT室。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捂着胸口,憔悴而痛苦。我轻轻地喊了她一声,慢慢走近她。她看到我,焦急大吼:不要过来,给我回家去!那声音,像是使出了全部力气。我停住脚步,不忍再去看她的表情。一转身,眼泪就掉了下来。估计妈妈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她患的不是普通肺炎。

武汉封城了。超市人多价高。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太好,要上高流量氧。我慌忙着带上钱,也不敢跟父亲说,直奔医院。母亲小小的个子,闭着眼睛蜷曲着卧在床上。我不敢和她说话,担心她看到我后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病危通知上签字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乞求医生,一定要帮助我们救她,不管需要花多大代价。

丙球蛋白从母亲住院那天就开始用,是到处药店搜罗来的,我甚至去了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只要对母亲的病有好处,只要我能买到。我开始怀疑母亲是不是患上了新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正视这个病。之前,我们都认为,它离我们很远。

大年三十,病房全封闭了。我在电话里乞求医生,请他帮助带点年饭给母亲,好心的医生答应了。但后来才知道,母亲并没有吃。

元月28日,母亲做了核酸检测。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阳性。这个消息是母亲的管床医生告诉我的。她和她的同事们,也都对这个病充满未知和恐惧,但她们依然没有退缩。感激她们。

母亲越来越虚弱。电话里,她不停地喘气,但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不要到病房来。我只能不停地鼓励她。语言都是苍白的,我要想办法去病房照顾她,不管她如何反对。我乞求医生让我来照顾母亲,他们最后同意了,但防护得自己做好。

一直以来,防护用品都是紧缺的。我们连N95口罩都买不到,更别提防护服。我穿上最紧身的棉袄,戴上护理口罩。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还戴了浴帽。

病房里,母亲蜷缩着,一动不动。我上前喊,妈妈。母亲慢慢地转过身,胸口开始不停起伏,仿佛每一个动作都牵动全身。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看了半天,确定是我,下意识想伸手拉我,但立即又缩了回去,放在另一只手的静脉扎针处。她喘了粗气,断断续续地说,你赶快走,你要不走,我就拔针。我退后了几步,说,您看我的防护都做到位了,没有关系,就让我照顾您吧。母亲瞪着我,眼里充满血丝,大吼,你赶紧走!她的胸口起伏更剧烈了,旁边的监护器发出了尖锐的叫声。我赶紧喊来护士,并退出门外。在门口,我只能远远看着,看着护士调试机器,帮助母亲重新躺好。

不知站了多久,母亲慢慢平静了下来。我只能再次乞求医生,请他们帮助照顾我的母亲。我甚至差点下跪。好心的医生安慰着我,我也知道,这么多的病人,他们照顾不过来。等走出医院,我才发现,我把自己的手抠出了几个血洞。

2月2号,初九了。我每天都会在下午打电话到医院,向医生了解我母亲的病情。现在援鄂的医疗队来了,大大缓解了医疗人员和物资的紧张。母亲所在医院是武汉第二批定点医院,当时的援助队伍来自浙江宁波。前一天晚上在和母亲的电话里,她还断断续续地说,等她好了,一定要好好感谢这些好心又勇敢的人。但那天中午却收到了医院的电话,说母亲情况危重,需要上无创呼吸机。

我带着四处筹来的丙球蛋白,在病房门口等到了来自宁波的杨主任,想进一步了解母亲目前的情况。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请求主任能让我再次进入病房看看母亲。我想,母亲应该有很多话要跟我说,比如病房里她是怎样独自熬过的这十多天,比如她肯定想像以前一样,让我挽着她,头靠在她的肩膀上,听她说话。但是,主任坚决地拒绝了我,并强调她们一定要按甲类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也许主任不忍看到我乞求的可怜的眼神,她答应晚上让值班医生到母亲病房里和我视频连线,让我可以在手机屏幕上见见母亲。

晚上,我准备好的很多话,在手机接通看到母亲的时候,都没有了,只剩下眼泪。我的母亲,瘦弱的身体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没有力气。她戴着面罩呼吸,不能讲话,但她的手却一直挥舞着,我知道,那是她想再一次将我抱在怀里。除了流泪,我只能不停地鼓励她,哪怕这些话很苍白。

我的父亲,我一直忽略的父亲,在拿起手机开始,就不停地喊着母亲的名字,甚至连手机都拿不稳。我知道,沉默的父亲,温和的父亲,在用他的方式,鼓励着和他一起走过四十年的老伴。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我终于找到了专门负责丙球蛋白的销售人。价格虽然高,但至少不会担心买不到了。上了呼吸机后,主任说需要将母亲丙球的剂量加大。2月3号我刚将买到的丙球送到病房门口,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母亲还是戴着呼吸机,只能呜呜地发出声音。但,我知道,她仍然在说,你就在家里,不要来医院。她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我流着眼泪,不停地点头说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母亲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她在告诉我,不管怎样,都不能来医院。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我的母亲,到了最后时刻,想着的还在我们的安危。

2月4号,立春。万物复苏。我收到了医院的电话,母亲在抢救。我慌乱无措,和妹妹在医院大门外。但是我们除了焦急等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不敢給医生打电话,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但,我们还是等来了噩耗。

我的母亲,留在了2020年立春这一天。那个追着殡仪馆的车,悲凄地喊着妈妈的女孩,又何止她一人。

夜,很黑,很长,整座城市静寂着,等待天亮。

天堂里,有鲜花,还有阳光。我知道,您一定在微笑着,看着我们,就像和我们在一起一样······

 

作者简介:绿蔷薇,坐标武汉硚口区,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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