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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力之60:至暗时刻,历历在目;追责反思,方能晴天

方方日记接力

小白,我家从小动物保护协会收养的流浪狗

此刻,武汉数千名在疫情中离去的亡者的灵魂仍然聚集于武汉上空,与我们一起在等待追责,等待反思……直到那时,它们方能释然,升上天空,变成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耀守护着武汉的世世代代。

至暗时刻,历历在目;追责反思,方能晴天

文 / 孔雀东南飞

我是一名到南方工作的武汉人,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每年春节我都会回武汉探亲过年。去年十二月我就买好元月15日回汉的机票。那时陆续听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但是声音很微弱,央视还专门为此辟谣,说武汉市公安机关已经对8位造谣者进行了训—诫。我就按时飞回了武汉。回去一看,武汉都没什么人戴口罩,问起关于肺炎的事,他们笑说,外地传得比我们这里还邪乎。于是大家购物、聚会、看文艺演出,一派祥和景象。

一、至暗时刻

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购物。两个妹妹也囤了不少肉和蔬菜。关于肺炎的消息一点点在人群中传播。为防万一,我到药房抢了一批口罩、酒精、各种治感冒的中成药。

元月23日一早起来,发现两个妹妹都不在家。一会儿,她们推回满满一车抢购回来的食品,把家里厨房、阳台等地方都堆满了。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武汉已经封城了。小妹大清早醒来看到手机上封城的消息,立即拽起大妹妹就去附近的超市抢购。据说超市里挤满了人,大家管不了东西贵贱,只要抢到就好。东西太多拿不了,就交押金,借超市的购物车把东西推回来。

就这样几乎毫无预备地,我与家人一起在武汉,开始了封城的日子。

从宣布封城的时刻起,武汉城里的气氛就顿时紧张了起来。网络上看到,封城后,一时间大批人涌到医院去看病,乌央乌央挤满了门诊大厅,把医院都挤爆了。我在武汉工作的原单位,此次也是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我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心里不觉沉重起来,这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关在家里的5个人,有今年满90岁的妈妈,平时陪着她的小妹妹和小妹夫,以及春节从外地回来看望妈妈的我和大妹。爸爸走了快二十年了。妈妈作为遗属,住的是干休所的房子。

所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楼上一位比妈妈小几岁的阿姨,封城前两天开始发烧,干咳,去医院看病,医院告诉她需要住院治疗,阿姨当时不知道有新冠这回事,坚持回家休息。就在她生病前几天,阿姨还作为家属委员会代表,与所里的干部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正在住院的一位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后来据说,是那家医院第一位因不明肺炎去世的人。

封城以后,大家明白过来可能是“那病”,但这时医院已经一床难求。阿姨的病情逐渐加重,她的孩子们恳求干休所帮着联系住院。干休所也尽力了,几次用车送他们母子去不同医院就诊,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阿姨家的孩子与我们是发小,那些天,我们天天牵挂着她,但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几天后的一个早上,阿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所里再次用车送她去了一家医院,后来得以被安排先住在急诊室,排队等床。当时我们还松了一口气,希望阿姨在医院得到更多医疗照顾,能好起来。

然而,两天后,阿姨的血氧分压降低到30%。次日清晨,阿姨去世了。

想来那时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可能急诊室并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可用。她与那位先于她去世的老干部,最后的诊断都只是重症肺炎。

阿姨在急诊室的时候,一直陪伴她的儿子也感觉不舒服了,找关系做了一个核酸检测,是阳性。他这时候就特别为难,他自己在武汉的家不便回,家里儿媳妇正怀着孕。阿姨那里是他父母的房子,干休所也不可能让他回去,说已经封了小区,外人不可以进去。也住不上院,那他可以到那里去呢?

就在这时,他母亲去世前排队等的病床终于有了,我们的这位发小就住进了原本要给妈妈的病床。(万幸,后来他痊愈了,我临离开武汉之前听说他已经回到了他妈妈的住所。)

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不幸的消息。认识的人里,小妹老年大学的同学去世了。大妹战友的老公去世了。小妹夫那边弟媳的父亲去世了。湖北歌剧院饰演刘闯的演员上午去世,下午他一直排队的医院终于有病床了,请他去住院的通知来了。

不认识的人中,最让我扎心的是来自医务人员的不幸消息。最先听说离去的医务人员是一位年仅29岁的医生,因连续奋战九天十夜,过度劳累,心源性猝死。但我查有关官方数据,在武汉市因新冠肺炎殉职的医务人员名单里并没有找到他。不知道是误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后来,又陆续听到年轻的或壮年的医务人员因新冠肺炎逝世,包括李医生。

据统计,疫情早期,武汉市有1000多医务人员被感染。我为这些医生的感染难过,为他们的离去更加是痛彻心扉。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都是我的同道。医务工作的高风险性和高强度,只有我们医生自己能够体会。只要进入了这个行业,就必须承担救死扶伤的大任。每遇大疫,只有顶上,不可言退,哪怕是用肉体筑成一道城墙。

紧接着,我们又听到志愿者被感染去世、警察因公殉职。几乎天天有死讯在敲打着你的神经,是怎样一种心理体验呢?奇怪的是,哭不出来,憋得要死。每听到一个生命的逝去,我们都会沉默一会儿,然后各自找事情做。年前轻松愉快的武汉人此时开始焦躁易怒:妈的,是谁说的此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

因为小区内这样的疫情,干休所第一时间采取了最严格的封闭措施。从元月二十三日起,就死死管住小区大门,不许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也不许小区内居民出去,甚至要求我们不出家门。开始还允许每家每天下楼扔垃圾一次,随着每日新增发病人数逐渐走高,就连下楼扔垃圾都取消。每家只要把垃圾严实打包,放在住房门外,由所里工作人员收集后先定点掩埋,待疫情平稳后再请环卫车进小区拉走。因人手有限,要求每家每周只能扔两次垃圾。网上购物,或者亲朋好友送来的生活物资,只能送到小区门口,门卫用消毒剂喷洒外包装消毒后,再送到各家门外。

很感激干休所这样严格的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我们。彻底隔断了与外界的交往后,小区就逐渐平稳了。

奇怪的是,在整个武汉,一开始封了城,却并未封小区,像我们小区这样严格管理的非常少。惊恐的人们要么扑到医院看病,要么跑进药房买药,要么涌进超市抢购。每日新增病例数不断攀升。直到2月11日,武汉市疫情防疫指挥部才发布第11、12号通告,宣布严格封闭小区。我无法理解,也非常愤怒,这是什么熊操作?难道防疫指挥部里就没有卫生系统的专家吗?不让出武汉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武汉城里这样的人群聚集就不会扩散?

一声叹息。前面近二十天的封城,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基本算白封了。

我曾经想去我从前工作过的医院当志愿者。哪怕没有上一线的能力,也多少可以帮他们做点小事。可是要当志愿者也并不容易。武汉封城之初并没有做好方案,交通中断后,医务人员上班都成问题。下班回不回家也是个问题。回去吧,怕带病毒传染家人,邻居也不待见。不回去吧,住到哪里呢?为医务人员休息征用酒店是稍晚的事情了。早期医务人员的上下班基本是靠志愿者解决的。

对志愿者的处境,更没有人管了。我一旦出去,小区就不会再让我回来,自己也觉得不能回来。家里这么多人,还有高堂老母,被自己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感染了怎么办?可是去了外地这么多年,在武汉除了妈妈家这一处落脚点,我也再无别处。

还要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几乎所有商铺都不营业了。所以,要当志愿者,除非你是一个人,你有一个不受小区封闭限制的住处,并且你的家人能承担你可能带回病毒的恐惧,而与你

一起面对。

再说,我已经年过花甲,已经是防疫重点保护对象,就是申请加入哪一个志愿团队,别人也未必敢接受。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真能帮上忙,还是会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我压下这个愿望,充分接受现实,老老实实猫在家里,就是我为抗疫做出的最大贡献。

大妹小妹储备了那么多食品,不久后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补充弹药了。小区提供的网购途径,菜价一度贵得令人咂舌。茄子每斤19.96元,生姜每斤23元。与此同时,许多各省爱心捐赠的蔬菜却烂在离小区一公里以外。

一开始我们忍着心痛买了几次高价菜,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小妹开始在网上到处搜寻网购途径。有的网购平台,不限品种和单品种数量,但是要500元起购,有的300元起购,但限制品种和每个品种的数量,组成A套餐、B套餐,好为难。有的价格亲民,但是限定时抢购。两个妹妹天天眼睛盯着手机,把合适的商品放入购物车,然后等着抢购那一刻到来。有的平台是在晚上10点,有的是在晚上12点,有的是在早上8点。时间一到,多少人一齐按下购物按钮。就在这一瞬间,有的商品就从购物车里消失了,拼谁手快。

这种情况一直到3月份才逐渐开始好转。严格封锁小区后,政府开始重视商业流通环节扶持和治理,各平台起购点逐渐降低,直至取消。商品逐渐丰富,国家储备肉低价供应武汉,绑定品种的套餐也取消了。

封在家门里76天,多亏两个妹妹辛苦操持家务,总的来说,我们家餐桌上,蔬菜和肉基本没有

缺过,真是不容易了。

面对网购菜品有限、单一菜品数量很多的现实,就得把粗菜细作,物尽其用的烹调原则发挥到极致。甜豌豆买回来,剥出豆米,还细心去除豆壳粗纤维的筋和硬硬的内壳。炒豌豆壳又是一道绿色菜。一斤香菜,洗净切碎装入塑料食盒,置冰箱负20度保存,随吃随取。留香菜根须,拖面油炸,又是一道好菜。小妹学会了很多不同蔬菜的保鲜方法。大妹天天操心菜肴搭配,坚持一种菜不能上顿吃了下顿接着吃。这就很费心思。要是我,恐怕讲究不了那么多。可是这样精心的饭菜是对90岁妈妈很好的孝敬。疫情期间,我们家也开启使用公筷。

小妹在疫情爆发之前,加入了一个武汉市郊菜农建的买菜微信群。建群的菜农家里养了几只羊,他的微信名就叫羊倌。他借这个微信群销售自己种的蔬菜,顺带帮邻居卖点农产品,什么东家打的豆腐,西家打的鱼。羊倌是一个中年菜农,手机在他手里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宣传工具。他时不时直播一下自己的劳动生活,让大家看到他那片绿油油的菜地。于是大家都相信他家的蔬菜新鲜无公害,他的菜销路很好。视频中的他生活在绿水青山之间,岁月静好,快活知足。他经常搭村里人的便车把菜拖到城里一个固定的地点,提前得到通知的城里人就去买。

他在我家附近也租了一个很小的小屋卖菜,每次送菜过来都是秒光。可是封城之后,进城的路封了,羊倌也无法进城卖菜。地里的菜不解风情地疯长,愁死羊倌了。他时时关注武汉封城政策的风向,总想找到车进城来卖菜,也在群里预告了。说因为疫情,不可久留,准备将不同品种的菜装成一袋,大约11-12斤,收50元。群里的主妇们都说要得要得,这个价格比那时网上平台菜的价格实惠不少,还新鲜。羊倌直播了他到地里摘菜的视频,主妇们翘首以待。

可是到晚上,羊倌又在群里通知,车进不了城,菜来不了了。那么多新鲜的蔬菜,只能喂羊。他录了一段把新鲜青菜喂羊的视频,一边喂一边念叨着,“可惜了,可惜了”,身后是一大堆当天采摘的蔬菜。那么多,羊也肯定吃不完,都浪费了。

终于有一天,羊倌真的找到进城的车,把菜带进城里来卖了。此时小区都实行封闭管理,羊倌只能把菜放在每一个小区门口,买主们自己到小区门口取。羊倌为人憨实,使用微信的能力有限,没有设计先收钱,后交货的程序。忙乱之中一些昧良心的主妇浑水摸鱼,拿了菜不付钱。羊倌回家一算,辛苦一天还亏了,很是郁闷。可是一个菜农,不卖菜怎么办?后来,他借助社区团购模式,组团交钱的事交给小区里的团长,这才算是理顺了买卖关系。

封城,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武汉的城里人。停摆的城市,也让依赖武汉经济运行生存的诸多小生产者失去了经济来源。某些人的不诚信成为次生灾害,雪上加霜地伤害着如羊倌这样的小生产者。疫情真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些人内心的美好,另一些人内心的丑恶。

除了做饭吃饭,如何防病毒感染是另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诸如要不要开窗换气,开多长时间合适?下水道要不要封,如何封?桌面地面要不要用84消毒水洗过?除了从电视上接受专家推送的信息,我是学医的,家里人往往都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就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家人普及有关病毒的知识。

新冠病毒主要引起肺炎,是一个以呼吸道为主要传染途径的传染病。现在大家都待在家里,空旷的室外空气相对低风险。可以开窗换气。如果整个小区都比较安全,不是很有必要封堵下水道。按一般清洁程序清洁桌面地面就可以,没必要用84消毒水拖地,又不是医院的手术室,我们足不出户,上哪里找病毒?如果鞋底真有病毒,刚擦过的地板,不一会儿就又被污染了。更不要满屋喷洒酒精,有多大用处不知道,倒容易引起火灾。

大家基本都听我的,可心里可能还是有些不踏实。小妹有时会配一点84消毒液,把桌面和各个门把手擦一遍。网购的商品由小区门房喷洒消毒外包装后,送往各家门口。小妹开门取包裹之前,一定会戴好口罩,戴上一次性手套,取回包裹先放到阳台上吹一会儿。自己一件一件脱掉手套、洗手,再脱口罩。我默默看着她按程序做这些事,明白也许只有这样,她才会觉得踏实一点。

封城在家,有大把时间了,本可以打电话与平时无暇联络的亲朋好友联系。可是,人处在危险中时,更多的只能聚焦于自己的处境。我发现自己丧失了交流的欲望,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无所事事却不想交流。与同在武汉的熟人交流,是一件特别需要斟酌的事。别人问候你,你该怎么说?不敢增加别人的负担,只能说还好。你又怎么去问候别人?不清楚别人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万一有不幸发生,岂不是更伤心?

远在南方的同事打电话问候我,尽量转移我的注意力,说,现在有时间了,可以把平时没时间做的事情做一做呀,什么写教材、写教学总结、写论文的。确实,平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晚上、周末还要加班。可是现在,我告诉他们,没心思。

妈妈90岁了。腿脚不便,平时不出门。除非我们都回来,大动干戈用轮椅把她推到附近的广场转一转。妈妈还重度耳聋。与她说话要对着她唯一残存一点听力的右耳大声嚷嚷。这样的身体状况,疫情一开始,我们都没敢对她说什么,包括武汉市医院爆满,不断有她身边的人离世,以免惊吓到她。然而,封城时间未如最初预料,要做长期打算,疫情也渐渐有被控制的趋势,我们觉得还是要让她知道一些,以便理解当下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武汉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于是趁她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结合画面在她耳边大声介绍疫情,尽量言简意赅。多次反复的结果,她慢慢终于知道了新冠病毒的厉害。那天坐在电视前,老母亲看到国外疫情开始蔓延,不禁惊叫到:这个病毒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全世界都有了!

二、闯入纷扰的网络世界

封在家里的时间,我们还能做什么?也许可以看看电视。理解电视台的好心,适逢春节,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欢乐的节目。可是我们真的没心思欣赏。剩下的时间只好刷手机。

先是发现有一阵,网上有很多关于歌星韩红基金会为武汉疫情募捐遭举报的消息。一时间质疑韩红基金会腐败的声音沸沸扬扬。韩红又委屈又劳累,还病了一场。2月9日从电视中看到韩红基金会捐赠的60辆负压救护车被送到了武汉雷神山医院。官方对举报也做了查证和回复,舆论渐渐平息。在全国人民对武汉市红十字会在抗疫中有严重渎职行为表示愤怒的时刻,那些网络大V为什么不质疑红十字会的熊操作,反而要把公众视线转到踏踏实实做公益的韩红身上呢?我实在不能理解。

接着网上又开始疯传关于病毒所和军运会投毒的谣言,搞得人心惶惶。荒诞不经,却不胫而走,居然信者众,尤其是武汉各微信群里。有人恐惧,有人愤怒。我是医生,家群和朋友群都求证于我。别人我管不了,我要安抚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于是我反复给他们普及关于病毒的知识,分析谣言的漏洞。听了我的分析,他们安心了很多。那些天家里似乎自然而然有了分工,两个妹妹负责做饭,我负责科普,安定大家的情绪。

元月31日,网上突然传出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还是来自人民日报网,源自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消息。当下惊恐万状的群众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第一时间冲到药店把双黄连口服液一抢而空。在所里专门为这次疫情建立的沟通群里,当晚立即不断有住户请求所里第二天白天派人为大家抢购双黄连口服液。估计所长也不太相信这个神话,但是面对急切的住户,只好答应第二天派人出去试一试。此前,所里已经为大家谋到了连花清瘟胶囊、口罩、酒精。在所有与抗疫有关的物资都紧缺的当下,这已经实属不易。

我觉得不能让他们被这不靠谱的事折腾得团团转。于是从网上查到双黄连口服液和连花清瘟胶囊的说明书,发到群里,告诉大家,组成双黄连口服液的三味药,有两味与连花清瘟胶囊组方成分重叠。据此推理,如果前者能抑制新冠病毒,则后者很可能也有效。虽然连花清瘟胶囊早已被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并没有人说它是特效药啊。我们已经有了连花清瘟胶囊,有必要再去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吗?住户们好像安静了些。

幸亏不到一天,就有专业媒体发声,称临床研究数据不足,不能证明双黄连口服液对预防新冠肺炎有特效。一场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闹剧收场。

据说后来武汉市病毒所领导对此事的表态是“我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只说实验结果说明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没说多大浓度才能抑制,也没说抑制率是多少。你抓不到他的辫子。但是科研机构在此敏感时期,发表能触动大众神经的敏感信息,是不是应该慎重一些。科研机构也来蹭热点,后果简直就是灾难性的。大众的过热反应也说明,面对医疗资源被挤兑的残酷现实,武汉人内心该有多恐惧,多无奈。网络世界真是一个大江湖,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朋友推荐转发,我开始看方方日记。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因为有的日记很快就被删了。我知道方方是武汉的女作家,但是以前并没有阅读过她的作品。这次读她的日记,感觉很亲切,她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武汉疫情的焦虑,对医务人员的心疼,期盼疫情尽快好转的急切,对因早期瞒报造成如此重大灾情的官员的愤怒,跃然纸上。文如其人,我相信方方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的作家。方方日记成了我的每天必读,熨帖着我在封城中焦虑不安的心灵。

不久,对待方方和方方日记的态度,似乎成了爱国不爱国的问题。班群里,连极少发言的同学都出来表示,自己从来不看方方日记。而激情批方的同学说我也不喜欢,就看过一两篇。我心里好笑,没看你就批什么呀?终于没忍住,在群里发了言。然而一天的嘴仗打下来,一点改变都没有。群主即班长,看火药味太浓,忍不住劝大家不要再争,珍惜我们的同学情。我立即听从了。从前共同的阅历并没有成为我们认知社会的基本共识,许多参与辩论的人也根本没好好看过方方日记,话没法说明白。

与外地朋友谈起这件事,朋友很奇怪:你的大部分同学都生活在武汉市吧?大家对发生在身边的事,难道没有一些基本的共同感受吗?我说没错,与我辩论的几位,都和我一起被封在武汉。我们一起猫在家里,我们都很听政府的话。但是,当有人以革命的名义鼓动他们时,他们就像五十年前一样,不明就里地被人忽悠着打打杀杀,还觉得自己是在保卫中国。他们还真心为我着急,觉得我要被方方这种对国家充满恨的文人带到沟里去了。

朋友问:是不是一定要他们自己失去亲人,才会对尽在咫尺的苦难产生一点共情呢?我不知道。我不愿相信我的这些可爱的同学已丧失了体验正常情感的能力。也许是强烈的政治正确意识压制了他们的正常情感体验。政治正确这个词没有错,意指所有人的言行应该符合其所在族群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可是历史上屡有人把政治正确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对政治正确的理解,就是不要站错队,不要说错话。坚持政治正确第一,源于深埋心底对站错队、说错话带来的可怕后果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已深入骨髓,成为一种潜意识。所以一事当前,只问站队,不问对错。

与有些人处理方式不同,我没有退群。虽然观点不同,但基于我对这些同学的了解,我仍然认为他们本质上是善良的人。被蛊惑得如此仇视方方,可能是其秉持的所谓政治正确使他们不敢用常识看问题。

我提醒自己用常识看问题:一个关注底层小人物命运的人是善良的人。一个敢于对失职官员追责的人,是对祖国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相反,不看作品就人云亦云跟风批判,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对不同意见者打棍子、扣帽子,实施人身攻击,是目无法治。不许任何人谈论政府执政得失,谁说骂谁,骂遍全球无朋友的人,是在给国家帮倒忙。相信一本疫情日记就能动摇中国政权,借“家丑不可外扬”压制别人说实话,是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持双重判断标准,认为有些中国人的著作可以在海外出版但有些人就不可以,是缺乏公平公正价值观。反对中国作家作品在海外出版,是没有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知道公民权利。只要能蹭热度、赚流量就可以发随意中伤他人的文章,是无底线的自媒体。为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攀升点赞,是缺乏人性。

我还注意到一个与恶毒攻击方方紧密偶联的现象——网上对早期瞒报导致武汉如此惨烈疫情的地方政府官员追责的呼声越来越弱。

被封在城里后来的日子,心情不好就源自网上那些针对方方和方方日记的荒唐恶毒的语言。好在家里人的观点没有撕裂。大家可以一起分享方方日记读后感,点评网上那失去理性的批方言辞。想象方方所遭遇的巨大压力,心疼、难过,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多想让她知道,虽然那些恶毒狂妄的攻击喧嚣尘上,可是中国还有很多有理性的人,他们理解她对武汉人民深沉的爱,欣赏她追责的勇气和担当。

三、隧道尽头的光渐渐亮了

后来,武汉市的情况逐渐好转。自除夕夜开始,直至3月下旬,全国共计有42000多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增援医疗系统。我多么期待疫后可以看到他们的抗疫记录,那将是这个特殊时期无比珍贵的史料。

2月初,中央驻汉督导组专家提出建方舱医院,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武汉人民终于看到一线曙光。

2月中旬以后,社区管理能力得到加强,逐户排查患者和密切接触人员,小区出入口管控、组织居民团购,事情一件一件做起来。

3月份,各省捐献的爱心物资终于能顺利进入武汉,并且打通抵达社区最后一公里。自3月下旬,从我家楼上看去,总有各省装满捐献的爱心菜的货车停在空旷的路边,我家附近道路旁就是一个捐献菜分发点。我家也吃到四川捐献的菜。基层社区的服务对于安抚长期被关在家里的近千万武汉居民意义重大。

3月24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归零。这是盼望已久的事,真到来了,武汉人却充满疑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断有市民表示,真的归零了吗?有几个也没关系,我们能承受,无非再多封几天,可千万别说假话。唉,都是早期瞒报惹的祸。直到4月4日,新增病例数仍然为零。整整十天,似乎是真的了。

4月4日上午十点,国家为在疫情中逝世者和烈士举行了国家公祭。我们把腿脚不便的妈妈也扶出来,站在电视机前,与全国人民一起默哀。警笛长鸣,一幕幕过往在心头闪过,化成泪水涌出。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凌晨0点半,窗外依然准时响起沉闷的轰鸣声,那是环卫局的消毒车驶过,对路面进行消毒。一切如封城以来一样。离汉通道解封并不意味着城市管控全面解封。只是在零点到来的那一刻,满城灯光亮起,勾勒出武汉美丽的轮廓,告诉人民,武汉抗疫进入一个新阶段。

那个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囿于斗室已经76天了。到头了吗?真的到头了吗?此刻,我想像自己飘出室外,跪在空旷的夜空下,高举双手呼唤:苍天,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武汉人民巨大的悲痛和牺牲了吗?你看到了国家举全国之力救助武汉吗?

四、走出围城

4月9日,我回到南方。一下飞机,呼吸到南方温暖湿润的空气,看到蓝天白云、花红草绿,一派祥和,心中无限感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都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里明显比武汉人少一分焦虑,多一分安宁。

出机场,上出租。戴着口罩的司机看见有客来,拿起一小瓶酒精在后座上和车门上随便喷了几下,也不知有用没用。吩咐我坐后排。车开起来,司机随口问,从武汉回来?我说是的。司机不再说话。我多想问他,你知道我们武汉人这几个月吃了多少苦吗?如果想知道,可以去读方方日记。

揿响门铃之际,就听见我们家的小狗小白吠着回应我,一边用叫声呼唤家里人来开门。小白是我家从小动物保护协会收养的一只流浪狗。没有名贵的出身,没有种种的优雅华贵外貌,只是一只杂交犬。在我们眼里,它与名贵狗的生命价值没有区别。从领养它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决定要陪伴它终生。我们彼此惺惺相惜,如果一家人带它外出,有的走前,有的在后,小白一定走在中间,不时停下来回头望望后来者,它挺操心,一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我离开家快三个月了。这一天,小白闻出门外站着的是我,兴奋地大叫。门一打开,小白就扑过来,围着我打转转,又蹦又跳,喉咙里发出兴奋的吱吱声。我蹲下来与它亲热,看到它眼中发自内心的喜悦。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我相信这些日子,它一定和家人一样牵挂着我。现在我平安回家了,小白,以后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相守。

回到家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我原来在武汉工作的医院,有两位老同事因新冠肺炎去世。她们一个曾与我同宿舍,另一个曾与我在同一科室工作。

终于有了哭出来的理由。

我想对这座南方城市的人说,我想对全中国人说,我想对全世界人民说:武汉人对得起你们。武汉人的封城壮举堪比十七世纪英国亚姆村人。请善待为中国、为世界做出巨大牺牲的武汉人和全湖北的人。

现代亚姆村人还有事没做完。我们要追问传染病直报系统为何失灵?封城真是武汉人躲不过的宿命吗?为什么SARS之后,我们又被新冠病毒狠狠捉弄了一把?

深刻反思是避免灾难重现的唯一途径。武汉人再也不希望自己,也不希望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的人民,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段封城岁月。

此刻,武汉数千名在疫情中离去的亡者的灵魂仍然聚集于武汉上空,与我们一起等待追责,等待反思……直到那时,它们方能释然,升上天空,变成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耀守护着武汉的世世代代。武汉人,也才能有心底安稳的,真正的晴天。

愿祖国从此安好。

愿世界从此安好。

我在天涯海角的海南,祝我的同时代人、我亲爱的武汉老乡方方老师安好。

 

作者简介:孔雀东南飞,移居海南的武汉人,五零后,仍在发挥余热的医学院退休教师、医生,方方日记读者。

编者按:方方日记的60篇读者接力至此完结。明日刊登小编一枚自己的接力和编辑手记,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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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力之59: 
真真而立,善善相生

方方日记接力之59: 
真真而立,善善相生

题图:虚岁99岁的奶奶,摄于她的最后一个春节(摄影:作者)

曾经认为, 歌唱得好,球打得好,字写得好,文笔好,就是有才华。后来才发现,灵魂的觉醒,思想的升华,人格的独立, 才是真正的才华。

真真而立,善善相生

文 / 起风

 

题上的这个老人,是我99岁的奶奶,拍摄于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是她的长孙。

那时候,我们一家欢天喜地准备团聚。二叔从姑姑家把奶奶接了过来,我们准备一家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过个喜气洋洋的春节。

元月24日,年三十儿,我们在家门口贴上祝福吉祥的春联儿。中午,我们全家人围坐在奶奶身边,举杯相庆。奶奶兴高采烈地说,她一定可以活到100岁!

那时候,其实武汉已经封城了,但是在山东的我们,似乎觉得离自己还很遥远。哪怕我在去年12月中旬时,就已经看到了武汉出现几例不明肺炎状况的新闻。我总是觉得,现在网络自媒体如此发达,突发事件或者是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大家不可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们只是隐隐知道了开头,却完全不知道后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个“不明肺炎”是如何传播?是否人传人?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

年前我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给帮扶村子的父老乡亲送去米面油等过年的慰问品……到腊月29的下午一点多,我才回到农村老家,跟自家的亲人团聚到了一起。

谁曾料想,武汉疫情发展得如此迅猛。大年初二,我们村接到了上级政府下达的封村通知。只要是通往外界,或者从外面进到村子的各条大路与小径,全部用各种器材封堵,包括:汽车、手扶拖拉机、木栏杆、石头、土堆、轮胎,能用的基本上都用上了。

当天下午,我接到了镇政府的通知,要求我必须回到工作岗位参加防疫防控值班。于是从那天起,我每天起早贪黑,先要通过自己村的村口,再经过其他村的一个个村口、卡点登记、测体温……哪怕是同一个村或者相邻村熟悉的人,也照样要按照规则来登记测量,一点都不敢疏忽。

我帮扶的那个村是个交通便利的村落,通往外界有三条大路。为了防控,我们索性把三条路全部封堵了,只在村北留了一条出口,用大卡车停在路中间,留一个行人可以进出的通道。每天安排两名值班人员,严防死守。

哪怕是在后来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村两委干部、党员、预备党员以及村民代表,仍然都一直坚守在防控岗位上,不轻易放任何一个陌生或者熟悉的人进出村子,守护着村中父老乡亲的安全。

我所在的城市威海到武汉有一趟列车,直达汉口火车站。在列车上有从武汉归来的乘客把乘务员传染了,然后威海陆陆续续出现了确诊病例。我的一位同学就曾在这期间乘车回威海,然后,在政府网络平台公布的确诊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附近一个乡镇的居民,春节前回德州老家一趟,回来两天后被确诊,而且,他13岁的女儿也被传上了。

每个人都很紧张,疫情防控成了这个春节期间的第一要务。在老家里,除了我每天参加疫情防控值班及进进出出有些麻烦,其他的生活状态基本还算正常,因为我们的菜窖里储藏着大白菜和萝卜,米面油等也不缺。只是,今年春节的年味儿是彻底没有了;而且,我们也为年迈的奶奶担心。

因为从年后没几天,奶奶就开始发烧,咳嗽,浑身无力,喉咙中有痰且堵塞,不能正常进食。。。

奶奶终究还是于4月12日上午,离开了我们。虽然并不是因为新冠病毒。

我一直不能相信奶奶已经走了。总觉得她只是在其他叔叔和姑姑家生活着……想奶奶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去看这些年来给奶奶留下的影像,再看看她的容颜,听听她的声音。

我是长孙,也是奶奶最疼爱的一个孩子,从小就是奶奶把我带大的。

奶奶1922年的8月8日出生在一个有着30多户人家的小山沟村子里。奶奶娘家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她没有缠过脚,小时候还念了几年书,也识得一些字。21岁的时候嫁到了我们村,穿的是手工缝制的旗袍。这件大红的绸袍,是奶奶的宝贝,她珍藏了一辈子,最后是陪着她一起走了。我特地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方方日记接力之59: 
真真而立,善善相生

题图:虚岁99岁的奶奶珍藏的她21岁时候的嫁衣

爷爷一大家子人,那个年代,日子过得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穿不暖衣吃不饱饭是常事。可奶奶说,她就是认准我爷爷这个人!爷爷虽然没文化,但是他心地善良且有担当,奶奶说,值得跟他过日子。

奶奶一生勤劳简朴。对于几个孩子们,她能出钱的时候不吝啬,能出力的时候不怕苦。秋收季节,起早贪黑地给这家帮忙摘花生,给那家帮忙掰玉米。

爷爷奶奶一共养育了四子一女,长大成人后都各自成家立业。虽然没有一个高官厚禄或大富大贵,但都有了各自的幸福的家庭。对奶奶也孝顺。奶奶说,她知足了。

这个春天里, 来了新冠肺炎,我失去了我爱的,爱我的奶奶。奶奶希望活到100岁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从小她教我的做人的道理,我没有忘记。

那就是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我爱看方方日记,正是因为日记中闪烁的良知。

这良知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日记的每一篇,我从每天一发布,就收藏、复制、保留。偶尔有几天我看得晚了,日记已经被和谐了,我依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到找到,然后一篇也不少地珍藏。后来的交代和关于系列,以及每一篇读者接力文章,也是如此。甚至于,网上找到的我特别喜欢的与方方日记有关的文章,我也都保存了下来。

我不为别的,只为敬重方方老师的为民说话的精神,只为以后我能为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读一读,讲一讲,在武汉、在湖北、在中国,这个2020年的春天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的微信圈从来都不发任何与方方日记相关的观点和文章。这让我心生内疚。似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整理日记和接力文章。我很早就想报名参加接力,但又感觉自己没有这个才华和能力。然而,日记接力就要结束了,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要去投稿,因为我至少要对得起自己。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我自己看:我是一个有独立思想,能够独立思考,而且具备一定判断力的人。

撕裂这个词,原本对我是陌生的,但是这个春季,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它。

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有着三十多年交情的好兄弟,因为方方日记,我们决裂了。在他对我继续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时候,我毫不客气地怼了他:你是否认真看过每一篇日记?你是否有用自己的判断力?你是否心中还存有善念?

那一天,在网上看到这张图, 上面的一段话,深入我心。

方方日记接力之59: 
真真而立,善善相生

曾经认为, 歌唱得好,球打得好,字写得好,文笔好,就是有才华。后来才发现,灵魂的觉醒,思想的升华,人格的独立, 才是真正的才华。(叔本华)

我只想说一句:疫情之下,群相毕露。但是我愿我所爱的人啊:真心真意,真真而立。善者为善,善善相生。美之为美,美美与共……这不就是方方老师和我们的共同渴望吗?

方方正正,致敬方方老师!致敬这个纯净的空间,和空间里的每一位接力者,以及每一位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真知灼见的读者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看见了真真而立,善善相生,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读者在你们的鼓舞下,灵魂在慢慢觉醒,思想在逐渐升华,人格在日益独立,更勇敢地去发声。

我在遥远的海滨城市威海,祝福武汉城里的方方老师安康。并以此篇,怀念我在天堂里的奶奶。

作者简介:起风,坐标山东。七零后,共产党员,下乡挂职干部。音乐人。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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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力之49:我愿随喜这思想启蒙的传灯

方方日记接力戴口罩的菩萨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决定不再做迫默的闭口罗汉,而要做应鸣的狮吼金刚。

我愿随喜这思想启蒙的传灯

文 / 林泉僧

他们说方方是外扬家丑的文化汉奸,

我说方方是直笔实录的人民作家;

他们说方方是卖国心切的国家公敌,

我说方方是悲心殷重的人间菩萨。

 

我是一个爱国爱教、守法守戒的僧人。按照佛教教义,出家修梵行应“去离世事、不处俗法,意乐忍辱、心不流驰”;佛教戒律则要求比丘僧“不观他人过、不观作不作,但自观身行、若正若不正”。然而,在方方和李文亮、艾–芬一样成为敏–感词,在疫情防控重点从围剿新冠病毒发展为围剿方方日记的今天,本应“防意如城、守口如瓶”的我却再也无法沉默。

贫僧有话要说。

我俗籍是北方人,却与湖北有着很深的缘分。三十年前,我从服役的东北边陲考入湖北境内的一所军校。我读的是分校,地处鄂西北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总校则坐落在距汉口华南海鲜市场仅10公里的汉江之滨。

1989年五四前夕,我被系团委推选为代表,赴武汉出席学院团代会。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与武汉结缘,后来又去过多次。我,一个原本从农村来,退伍后还要回到农村去的义务兵,从踏上荆楚大地的那一刻起,变成了穿学员装、戴硬肩章的准士官,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因此,我在心里,常常把湖北当成自己世间人生的第二故乡。

十年前,离开湖北多年并已脱下军装后,我又回到湖北黄梅四祖寺,跟随当代高僧净慧长老学禅。地处鄂东南的黄梅县,隶属于此次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武汉的黄冈市。亲近老和尚数年,我从恩师那里明白了什么是正信的佛教,什么是宇宙人生的实相,什么是佛菩萨的智慧与慈悲,从而对佛教确立了正信,并顺理成章走向寻求究竟解脱的出离之路。从法义上来说,老和尚是开启我法身慧命的亲教师,是我的法身父母。因此,我在心里又把湖北视为自己出世间人生的第一故乡。

正因为有这样的渊源,疫情爆发和蔓延以来,最令我揪心的,就是湖北,就是武汉,就是黄冈。

我是从正月初二的第二篇开始读方方日记的。至今仍被封闭在寺院围墙内的我们,那时就像被封闭在各自家里的你们一样,也经历了疫情初期同样的心理煎熬。

一切都来得太突兀,事先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预警,也没有任何来自民间的提醒。

元月17日,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学院小礼堂举行佛教协会换届大会,一派热烈祥和岁月静好;元月20日,我们还在寺院大斋堂举办僧俗四众团年午宴,俨然歌乐升平春风扑面。元月23日晚,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省佛协紧急通知,自元月24日起,全省佛教领域严格落实“双暂停一延迟”(暂停开放佛教活动场所,暂停一切集体宗教活动,佛教院校延迟开学)。

直到今天“暂停令”都未能解除。当时的无助、郁闷、焦灼和恐慌,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会后背发凉。从官媒看到了大量的正面报道,但是不仅未能缓解、平息内心的煎熬,反而加剧了心里的惊惧,整个人变得特别憋气,又找不到换气的地方和方式,身心处于一种恍惚依稀的“濒死”状态。而胡总编教科书式的指点江山裁判天下,也无法为自己醍醐灌顶、甘露明心,反而是火上浇油,心里感觉更加堵得慌、憋得慌。

就在这几近窒息的憋屈里,我们懵懵懂懂敲响了新年的钟声,熬过了这个不堪回首也不愿再回首的鼠年春节。

元月26日,大年初二,一位居士发来拜年微信,随后发来方方当天日记中的一段话:

“昨天湖北的新闻发布会上了热搜。看到好多人吐槽。三个官员的神情,充满沮丧疲惫,频频出错,说明内心也乱。其实也很可怜。他们应该也有家人在汉,他们的自责我相信是真的。事情究竟怎么会走到这步,事后复盘,自然得知。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惶恐,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写细写。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居士发来的这段话,仿佛为近乎窒息中的我,递过来一个通畅的呼吸阀。一读之下,连续数日的憋屈和悲愤顿时得以消解。由此追到方方的微博,追到二湘的空间。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随常住僧众,一边按照中国佛教协会“宜闭不宜开、宜散不宜聚、宜静不宜动、宜修不宜逸”的建议,关闭山门、足不出户,安顿身心、清修自持,各自诵经为疫区禳灾、为众生祈福;一边响应广东省佛协“众愿和合、共同行动、众善奉行、爱心捐赠”的倡议,积极为湖北疫区捐款献爱心。我所在的佛教团体和教职人员共捐赠善款约80万元,广东全省各佛教团体、场所、院校和广大教职人员合计捐款3000多万元,占到全国宗教界(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捐款总额3亿多元的十分之一。

此外,我个人的疫期生活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伴随着空间一路从七维升到十一维,一篇不落地守读了方方日记、学人访谈、方方的交代和关于系列,以及读者接力至今为止的每一篇。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在整个疫情发展和防疫抗疫过程中,方方日记不仅是心灵的呼吸阀和呼吸机,还是精神上的止疼剂和镇静剂,是情感上的抗生素和营养液,是信仰上的稳固剂和推进剂,是“闭关”生活中日日离不了的清火药和安眠药,更是方方作为一名作家对读者无私无我的“无畏布施”——以她菩萨般的慈悲和智慧传递天地间的能量,帮助大家纾解精神压力,排遣恐惧心理,平息焦虑感,提升战胜疫病的信心和勇气。

方方日记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思想启蒙意义、常识科普意义,多位有识之士的文章,方方日记接力系列,十一维空间里众多读者的墙上留言,已经给出了相当客观、全面、中肯、且有见地的评价,无须贫僧再饶舌。我只想对那些用各种下作手段和恶毒言论攻讦、辱骂、污蔑、诽谤、批斗、审判方方的人们,大声说——

你们说方方是外扬家丑的文化汉奸,我说方方是直笔实录的人民作家;你们说方方是卖国心切的国家公敌,我说方方是悲心殷重的人间菩萨。

菩萨是梵文菩提萨埵的音译简称。菩提义译觉,萨埵义译有情。觉悟了的有情众生,能够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就是菩萨;在自觉、觉他的基础上,进一步能够做到觉行圆满,常觉而不迷、常正而不邪、常净而不染,就是佛。

在我看来,方方老师就是一位满怀菩萨精神的人间菩萨啊!什么是菩萨精神?菩萨精神就是母亲的精神,就是大地的精神,就是为民请命的精神,就是代人受苦的精神,就是照顾落伍者的精神,就是替弱势群体发声的精神,就是为那些被疫死的亡灵讨公道要说法的精神,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方方老菩萨就是在代大家受苦啊!

大家心里有话不敢讲,因为害怕讲了会倒霉。那么,大家都不倒霉,就让我一个人倒霉;可能会让很多人倒霉的事情,我一个人把它全部荷担起来。这是什么精神呢?菩萨精神。

方方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她心里有慈悲,因为她“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正所谓“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成都杜甫草堂对联)。

菩萨精神是直心精神,是实语精神,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佛经里说, “直心是菩萨净土”。直心可成就佛果。佛言如语,亦出于直心。诸佛说法是真实的,不说谎话、假话,说的是真话、实话,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样子就说什么样子,不夸大也不缩小,一点也不走样,不妄言、不两舌、不绮语,不闪烁其词、不胡说八道、不推诿隐瞒。

换一种说法,直心实语也就是实事求是。习仲勋同志生前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齐心《忆仲勋——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诞辰》)

陆定一同志临终前的最后的遗言里也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如此说来,讲党性的执政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是倡导直心实语的,也是允许人民讲话的,更是鼓励讲真话的。

那么,在疫情期间坚持直笔实录写日记讲真话的方方,理应受到表彰才对呀,以她为百姓代言、替群众说话的人民立场,以她全心全意为人民写作的劳动态度,以《武汉日记》在疫情至暗时刻对全社会的精神维稳贡献,在我看来,从“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到“五一劳动奖章”,拿出任何一个证书颁发给方方,她都受之无愧;以她的笔耕不辍和创作成就,以她与杜甫、鲁迅在文学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授予她“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也属名至实归 —— 虽然,方方本人并不一定需要这样的荣誉证书;因为,无数读者早已在心里为她颁发了纯度百分百的“人民作家”金牌。

实际上呢?方方得到的“奖励”是全网追杀、全民批斗和全国围剿。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不同声音的围追堵截,促成了武汉封城的大国壮举;正是对真话的404,造成了4月4日的国旗降半。

武汉解封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能欢呼“高举某某思想用某某理论研发芯片”的神宣传横空出世闪亮登场,为何就不能允许方方日记如常出版,以助于全社会汲取教训,警示来今,避免下一次再掉入同一个坑里呢?这符合实事求是的常识吗?百思不得其解之际,猛然想起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校训碑,想起那几句流传甚广的概括党校学员入学、在校、结业状况的顺口溜:“迎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个顺口溜里面。

菩萨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一切从利他出发,而不是从自我出发,在利他当中来利益自己。这多少有点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前提下,才能够彻底解放自己。实际上,如果真的做到的话,这也是一种菩萨精神。“人间佛教”首倡者太虚大师说,他曾经读过《斯大林传》,读完之后,在书上批了几句话,他说斯大林具有佛教的菩萨精神,只可惜缺少了一点慈悲心,因为他杀人太多。太虚大师说这个话是在抗战期间。他在那个时候就对斯大林做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孤明独发”,具有先见之明。那么,斯大林缺少的那点慈悲心在何处呢?就在方方身上,就在方方的腕底笔端,就在60篇方方日记的字里行间。

在一派气急败坏、杀声震天、反对方方的“红卫兵团”中,无论是野心勃勃妄图东山再起的极左势力,还是形形色色唯恐天下不乱的网络流氓,无论是叫嚣“君主比民主好”的头脑精明的既得利益者,还是愚昧无识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的吃瓜群众,无论是写匿名信的“高中生”,还是贴大字报的“农夫”,其共同的表现特点都是:不看日记,不看交代,信口雌黄;不顾事实,不顾常识,主观臆断;不讲道理,不讲逻辑,胡搅蛮缠。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尽管和全副武装的他们对阵,只擅长摆事实讲道理的十一维空间里,那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手无寸铁,看似毫无获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满怀信心地随喜方方日记接力这一思想启蒙的传灯,并且坚信,这启蒙的智慧之光,终有一天会照破他们内心的蒙昧之暗。

传灯法会是佛教里面一个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佛事活动,寓意以灯光相续,把佛陀的智慧和慈悲传递到大众心中,灯灯相照、光光互摄,心心相印、薪火相传,犹《维摩诘经》所言,“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名“无尽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灯之光,可以点亮千万盏灯,光照法界,黑暗破除,光明传递,无灭无尽。

这盏灯不是普通的灯,而是“心灯”,是智慧之灯,是慈悲之灯,是真理之灯,是正义之灯,是思想之灯,是启蒙之灯,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智慧之光明能够破除愚昧之黑暗,“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带来无限的光明、希望、安乐、吉祥。

方方日记读者仁者爱山在方方日记接力之42: 方方的作品,奏响文学的未来之声文下的留言里说:

“这是一个善良的空间,这是一个正义的空间,这是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是一个学习的空间,这是一个美好的空间,这是一个光明的空间。”

我在这里接着补上两句: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空间,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空间。我愿日日回到这个实事求是的空间,随喜这思想启蒙的传灯!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传灯有光,思想无罪。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规定的宗旨之一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有信众曾问我:“人间佛教的宗旨是什么?”我答:“是建设人间净土。”信众又问:“人间净土在哪里?”我道:“在宪法里。”

在我们社会的言论生态失衡、话语气候反常的当下,支持方方似有风险。但是,假如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沉默以保身、哑声以求生,则大地众生有危险,国家的言论生态文明都会有危险。

今天是2020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廿四日,是李医生被新冠病毒迫害致死百日祭。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决定不再做迫默的闭口罗汉,而要做应鸣的狮吼金刚。

范文正公一个儒者尚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志,身为释子,为了早日建成大家共同的人间净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佛慈广大,不舍一法,不舍一众生。唐时,有僧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法?”师答:“赵州桥。”再问:“如何是赵州桥?”师答:“度驴度马。”

云水一身的我,在南海之滨、伶仃洋畔的林下泉边双手合十,谨祝:

入泥入水的人民作家、度驴度马的人间菩萨方方老师身心安乐,六时吉祥!祝福与老菩萨同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城的发哨人艾芬医生事事如意,日日安好!祈愿李文亮烈士及所有新冠肺炎病逝者和因疫罹难者往生净土,莲品高增!也随喜赞叹十一维空间里的每一位传灯者慧眼长明,照世如灯!并回向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尊圣敬善、崇德兴仁,国丰民安,世界和平。

最后,以我在早期方方日记留言区被贴上墙的四句偈,再次向方方老师致以崇高的礼敬:

荆楚神鸟九头凤,

路见不平吼一声;

外现金刚忿怒相,

内藏菩萨慈悲心。

作者简介:林泉僧,六零后,爱国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爱教守戒的菩萨戒比丘僧。一个愿与有良知讲道理的知识分子广结善缘的“识字分子”。现行脚广东。方方日记读者和传播者。十一维空间传灯者。

本文转自:二湘十一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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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十一-结束语

虽然我是一个懒散之人,但也喜欢做事。看上去有点矛盾,其实说白了,是喜欢懒散地做事。喜欢玩,但不白玩。

十一:结束语

文 / 方方

 

写到这里,与日记有关的部分,几乎就差不多了。关于梁护士一事,本想再陈述一遍,但是回头仔细看我日记的最后一篇,发现里面其实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如果再写,几乎完全重复。所以,这一条可以略去。可以说的是:我会在医生朋友帮助下,继续关心梁护士以及她的家庭。

此外,我曾经对记者讲到过日记中的两个小错误,这里也补上。在我的书中,我业已修订。

这两条小错误,一是,王广发医生是来武汉的第二批专家,我写成了第一批专家。这一点,我应该向王广发医生道歉。我对王广发医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可防可控”是专家组团队的意见,只是由他发布而已,这事不能怪罪个人。而我对王医生有看法,只是在他出院之后,看到一个对他进行专访的视频。

那个时候的武汉正处于非常惨烈状况下,而王医生看上去没有半点的愧疚或是不安,反给人以洋洋得意之感。甚至说,如果不是他被感染,人们还察觉不到疫情的严重性(大意)。作为武汉人,我可以谅解他因职务而说的话,但对他毫无愧疚的状态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那天我在微博上留了一句言:“先要为王先生恢复健康祝福。但要说一点重话:受感染的武汉百姓是没有王先生这样的医疗条件的。他们一床难求,很多人仍然在艰辛和苦难中。我想,王先生自己应该作深刻的反思。同时希望身体康复的王先生在反思后抱以赎罪心态为抗击病毒继续努力,以此取得湖北人民的宽恕和原谅。”

事至如今,我仍然是这样的想法。王医生可能没有什么大错,但他缺乏一份医者的慈悲。八十多岁的钟南山院士,谈到武汉,流泪动容,另一位上海的来援医生,一提武汉亦是哽咽难忍。只有王广发医生,我始终没见他对武汉有过愧疚和歉意,尽管,他应该有。

二是关于雷神山医院因为夜晚大风的极端天气,造成室内渗水,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这也是应该向读者们道歉的事。尽管大风吹垮屋顶确有其事,但毕竟错了一个字。

上述两点,这里也算补录一下。至于什么“厅级干部”呀,“小产权别墅”呀,纯属无稽之谈,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起谣来,像玩拼贴游戏,还自以为是。在财经记者采访中,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原来因为访谈被删除,我计划重新陈述一遍。后来发现,删除的访谈,不停地出现在网上。每删除一次,又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所以,也就没有再次重复的必要。

我还要说的是,对我个人进行造谣诽谤以及诬陷的人,不要以为法律会放过你们。该做的事,我会一步一步地做下去。有些事情,不需要我说,交给法庭就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制裁这些呼风唤雨、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法院起诉。他们会骂人、会泼脏水,我们会起诉。”说得是!

下周,我将把中断的工作再次续起来。上大学时,读过女作家陈学昭的一本书,书名为《工作着是美丽的》,我印象深刻,而且一直很喜欢这个名字。虽然我是一个懒散之人,但也喜欢做事。看上去有点矛盾,其实说白了,是喜欢懒散地做事。喜欢玩,但不白玩。掐指算来,手头工作还真不少,已经写了半截的小说,得赶紧完成。已经收集了几年的有关滇缅铁路的资料,要整理出来,完成作品。还有学校的工作,也要全方位行动起来。我还得把我以前的办公室退出来,去一个新的办公室,真心希望那里能成为愉悦而又自在的地方。

工作着的人生,是美丽的人生。

(完)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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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十-关于二湘

方方武汉日记

没有任何阴谋,全部人员连写带编,就只三个人。一枚是在二湘繁忙时,协助她来编辑。
十:关于二湘
文 / 方方

二湘跟我一样,是个写小说的,但她比我年轻很多。我第一次知道二湘,是一个朋友介绍。朋友告诉我说,二湘很喜欢我的小说,于是我与二湘互加了微信。这是去年初夏。尽管双方有了微信,到底还是陌生人,这中间基本上没有多少对话。直到二湘的长篇小说《暗涌》出版,二湘找我要了地址,给我寄了一本她的小说。

对于朋友们的寄书,我经常会先翻阅一下。有些书我会一口气读下去,有的则翻翻就先放下了。这完全在于个人兴趣以及当时的阅读时间。二湘的书寄到时,我正在给《长江文艺》杂志写小说。因为是中篇小说,又约定春节后交稿,所以我也不紧不慢地写。拿到二湘的书后,便开始看了起来。

《暗涌》这部长篇的内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我读完第一章,便给二湘留了一个言:“小说很好看呀,语感相当棒,节奏控制得很好,阅读起来很舒服。就是字印得太小了”。二湘很开心。我的小说《软埋》中有个主人公叫“青林”,有评论家问我是否是“清零”的意思。我觉得这个理解很好,于是告诉二湘。二湘《暗涌》的主人公叫“贵林”,二湘说她的主人公“贵林”的意思也是“归零”之意,与我小说的主人公名字是一个思路。

微信聊天,就是有一阵没一阵的。去年12月,我到成都,有一天接到二湘的信息,忘记她说什么了,我说我正在和阿来一起吃饭。她立即发来她的一篇文章,说她很喜欢阿来的语言,要学习阿来的诗意,于是我转达给阿来。阿来玩笑说,以后到洛杉矶去找她玩。我又转达给二湘。二湘很高兴,说她当个翻译没有问题。这就算是我们第三次在微信聊天了。

阴历年底,武汉因疫情而封城。这个消息震惊全世界。二湘由此写了文章,表达她对武汉的关心,她在文章中提到了我的小说,所以也传给我看了。她对武汉的这份心意,让我很感动。

及至初一,我应《收获》约稿,开始记录封城生活。因为我是在微博上记录,并没有用微信发朋友圈。记录几天后,我不知道二湘在哪里看到的。她来问我,她的微信是否可以转载,且说她可以注明转自我的微博。微博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我完全不介意别人的转发,立即就同意了。这样,二湘开始用她的微信转载我的微博记录。她发公众号时所配我的照片,都是她自己从网上搜到的。

在我用微博记录到十天左右,有一天,突然被封了。我完全不知道理由,四处投诉而不得,非常无奈。刚好那天,“今日头条”邀请我去那里继续写,我应邀在上面写了,但是我用惯了微博,不太习惯“今日头条”的模式。于是,想到曾经转发过我微博的二湘,便问她可不可以用她的微信公众号帮我转发。我留言说:“可否这样,我把我写的东西,传给你,你用你的公众号帮我发出来,我自己再转发。我没有公众号,以前有个,已经不知道怎么用了。你觉得呢?”

那天晚上,网上透露出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很悲愤。二湘也在为李文亮写文章。同时答应我说,写了这篇文章她来试试。

那天夜晚一直到三点,我都睡不着觉,觉得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悲愤之情。于是起来又转发了一条别人写的微信。我在转发时留了言。二湘自己写完李文亮的文章后,也帮我把我这天的记录发了出去。

第二天,我试着发自己的公众号,折腾了好久,结果重复发了两次,模板做得也不好看,远远不如二湘的。于是跟二湘说,得承认自己老了,弄不好微信公众号,还是你弄得漂亮。以后就由你来帮我发好了。与此同时,我自己还在“今日头条”和“财新”两个平台上发。

在二湘帮忙转发期间,有一阵老是被封,我多次跟二湘说,不要有压力,我随时可以不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说:“我真的把这事看得很淡,能发有人看,自然就写,不让发,也无所谓,拉倒吧。自己写了存着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发篇文章,这么麻烦,让大家都承受压力,我觉得也不必要。”

二湘说:“我觉得这种心态好,没有必要绑架自己。”因我自己一向比较懒散,没什么特别的执着之心,经常表示懒得写了。如果不是那些攻击我的极左们太过嚣张和卑劣,或许我中途就不写了。正是因为他们不停顿的攻击,手法低级,而且还让我感觉这种攻击十分莫名其妙,反而我多出一股劲,偏要写下去。

这就是我与二湘合作的过程。对二湘的其他情况,我几乎从没问过。在北美华人作家中,她认识卢新华、少君等人,我刚好也认识,仅此而已。她说她有篇小说,几次转载,都和我的一篇小说在同一期刊上。惭愧的是,我也没太注意。所以,我除了读过她的长篇《暗涌》,其他作品几乎都没读过。即便《暗涌》,也因为字太小,书太重,我没能读完。后来看到有一篇介绍二湘的文章,我才知道,她是湖南人,毕业于北大,学的是理工科,有四个孩子。平时除了写作,还热衷于社会诸多的公益活动。在北美,她的粉丝很多。我的同学老狐跟我说,他有一个跑友,就是二湘的粉丝。

因为有家有口,日常也有诸多事务。封城这么长时间,我又每日一更,时间久了,二湘会有忙不过来的日子。这时候,她便请了她的一位朋友一枚来帮忙编发,纯粹义务干活。后期我的日记以及读者留言,多是以二湘为主,一枚协助,两个人配合着推出来的。据二湘说,一枚是她的读者,因为喜欢二湘的文字,遂成知己。二湘的不少作品经常是一枚当第一读者,甚至还帮助她进行校对。以文字为缘,说起来,也是佳话。

二湘是住在美国的华人作家,这个身份,被别有用心的人认为其中有阴谋,以致二湘本人也遭到攻击。我看到攻击二湘的文章后,十分生气。3月1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那时候,我除了知道二湘写小说外,对于她的其他事,几乎一概不知,也从未谋面(当然,到现在也没见过)。后来看到有一篇介绍二湘的文章,我才知道她的基本情况。简而言之,这件事,就是一个会用公众号的作家,帮助另一个年老的不会用公众号的作家发文章。被一些阴谋论爱好者,几乎当成一件重大的阴谋。”

重点是:

1、二湘是我的文学同行,是我在微博被封、自己不会用微信公众号的情况下,请她代我转发日记。仅此而已。至于海外出版,跟二湘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作家在海外出版自己作品,大多情况下,也很少会与其他同行交流沟通,这在行内似乎是习惯。

2、没有任何阴谋,全部人员连写带编,就只三个人。一枚是在二湘繁忙时,协助她来编辑。我的日记,如果没有二湘的公众号,或许早就停了下来。对此,我要对二湘和一枚这两位远方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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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九-关于海外版

方方武汉日记

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九:关于海外版

文 / 方方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复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记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记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记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记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复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记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记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

重点是:

1、在国外出版日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既非美国“约稿”,亦非所谓“光速”出版,更不是有意避开国内出版社而专门拿到国外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是非常正常的事。预售时出现的《武汉日记》封面和宣传语,是出版商为促销而做,后在我和翻译的要求下,很快即全部改过。

2、关键的是,迄今所有的日记都还挂在网上,里面没有对武汉疫情的造谣。恰恰相反,我以相当多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封城中后期政府和民众共同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采取的各种抗疫措施。特别对困守城中,配合抗疫的武汉九百万市民,我有着由衷的敬意和赞扬。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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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八-关于手机照片

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

八:关于手机照片

文 / 方方

这也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却是引发人们对我攻击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

尽管我已经在日记中说明过一次,对记者采访时也说明过一次。再加上清明节前后,武汉新冠肺炎的死亡状况,渐为人知,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已经渐弱。很多人已然明白,我所说的,完全真实。但是作为备忘,我还是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此为好。

当时,指责我的观点有四:

1、这是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绝对不是火葬场的照片,你造谣;

2、医生怎么可能会到火葬场去拍照?你造谣;

3、火葬场和医院对病人遗物都有管理规定,不可能这样草率,所以你是造谣;

4、你拿出照片来才能证明你没有造谣。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在武汉疫情已经开始缓解的某一天,突然传来画家刘寿祥去世的消息。我的好多朋友都在纪念他,因为认识,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恰是这天,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散落着一些手机,上面注明了所拍处是火葬场。

我看到照片时的确非常难受,并且把这个感受写进了日记里。但我并没有贴出任何照片,我所有的日记,每一篇文内都没有配图。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两天,有人传给我一张二手市场一堆手机的照片,问我这是不是你配的。我说不是呀。对方说,微博上有人说这是你配的图。自从我的微博被封后,我也懒得去看,所以并不知微博上有什么东西,以及人们怎么议论我。听到此言,我赶紧上微博看了一下,这才发现某人的微博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配上我的文字,并指责我造谣。于是当晚,我即发了声明,因为微博被封,我的声明发在微信上。考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人很少,所以我也通过微博进行了投诉。第二天,那位博主删除了他的内容,并就此事表示了道歉。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却在网上遍传。很多人看到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却并没有看到我的声明和对方的道歉,然后就认定这张照片正是我所看到的那张,由此判断我在造谣。这个结论一旦得出,对我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这里面,自然有极左人士的煽风点火。其实追溯到那几天的微博看看,是活跃在哪些网站上的人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恶意挑唆,就会一目了然。

也有人认为,就算有照片,火葬场不可能这么做,还有说医院也不可能这样做。是的,在常态情况下,这些都不可能,即便到了疫情后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发生过。但是,在疫情的早期,武汉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些人却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更不知道医院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超负荷运转。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这就是灾难与日常的差别。所以,大约隔了一两天,我写下了关于灾难的一段文字。我得承认,那天我是有些愤怒的。

其实,为了息事宁人,我也曾询问过医生朋友,但对方并没同意我披露这张照片。我表示理解,不是所有的东西皆可示众。有人说医生怎么可能会有火葬场照片?这个问题很幼稚。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照片,以医生的职业,认识的人遍布各行各业,有人传其照片,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而以武汉疫情早期的状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到的事实,难道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武汉因新冠肺炎死去的,不是两千多人,目前正式公布的数字就已达三千八百多,我想统计应该还没有完结,这还不包括因为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们。

此事发生后,不止一个人给我留言,讲述他们的家人去世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的事。其中有一个留言说:“方方老师,所言极真、千真万确、字字入骨。悲痛后,我才想着再次联系医院,有没有可能将父亲的遗物存留几件,哪怕只是他的手机,这恐怕是每个承受灾难的家人最后的念想。这是一台他新买的手机,今后看到手机哪怕是能有半点的睹物思情,我都愿意为父亲好好存留。看到它,我能想起他换新手机时神采飞扬的模样,他会用微信发照片时欣喜的只言片语,他带着手机住进医院时唯一与亲人相联的念想。在今后哪怕是轻触手机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亲人生前指尖的温度。”那些逝者亲属的伤痛,他人何曾能够体会得到。

在我怀着愤怒写灾难是什么(2月16日: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 )的那天,我还写道:“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新冠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设法保存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的条款。建议先集中保存,疫后消毒,以及与电信部门沟通,根据手机内信息,设法找到亲属。这是亲人的一份纪念。若实在无主,也保存下来,或可为历史留作证物。”

实际上,一位专家告诉我说,在武汉,不止一个专家组对此写了内参。其中都提到希望保存好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疫情之后,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

武汉解封后,我也看到有关部门有组织地一家一家送还手机的视频。接到手机的亲属们,几乎个个热泪盈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多么沉痛而珍贵的纪念品啊。

重点是:

1. 我的日记从来没有配过照片。那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出自网络上他人之手,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是别有用心者对我的构陷。

2、我看到的照片,与谣言中二手手机市场的这张完全不同。我因受人之嘱,不便将它公开而已。重要的是,疫情前期,事发突然,人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各种资源均达极限,一些逝者遗留的手机受制于当时客观条件,无法按照常态处置,这是灾难中令人心痛的一个事实。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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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七-关于送侄女去机场

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七:关于送侄女去机场

文 / 方方

 

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几次,再说真的很没意思。但是,一则仍然有人咬着不放,反复质问;二则这也是我在被攻击中,最早的一件所谓“特权”事件。我在这里重新写出,留一份记录,也很有必要。

在此事上,大约有三个观点:一是我利用特权,把侄女从武汉弄到新加坡去了;二是我利用特权,让警察送我侄女到机场;三是帮助送我侄女的肖警官是个官。

对于这件事的指责,我多少有点哭笑不得。我侄女是七零后,很多年前就去了新加坡。今年,她带了儿子回汉探亲。准备在武汉看望父母后,即去广州与公婆和丈夫汇合。她买好了元月23日的高铁票。料想不到的是,正好遇到这天上午的十点,武汉封城。她和儿子被封在了武汉,不能出去。说起来,他们母子,同是这次疫情的受害者。我侄女见不到丈夫公婆,而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见不到远道回来的孙子。一家三代无法团聚,所有的度假计划全部打乱。

疫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无人知道。当时被封在武汉的外地人,人人焦急,我侄女也不例外。疫情的蔓延将到哪一步,自己和儿子是否会被感染,都是未知数。侄女的儿子未满十岁,还是小学生。如果封城时间长了,还涉及到上学事宜。侄女的着急,也是实实在在。

但是封城没多久,各国开始接本国侨民回去。新加坡侨民在武汉有不少人,由此,新加坡也与中国政府商量好,将派飞机前来武汉,将本国侨民全部接回。几经协商,时间确定在元月29日,这天是初五,起飞时间暂定为凌晨三点。

封城后,武汉所有交通车辆停运。而新国通知说,新加坡政府不负责从家里到机场的路程,侨民们必须自己设法赶到机场。我大哥大嫂都年过七十,也不会开车,为此,送机场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

恰在那一两天,政府下达了私车禁行令。我并不确定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途中是否会遇盘查。因我要去的地方首先是洪山区,所以我向洪山交管局相熟的警察询问我的车可否通行。这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自然而然的思路。

在武汉,警方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写小说的也不少。应该说,我认识不少警察,其中包括洪山区的。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警察人数,没有十个也有八个。我的警察朋友告诉我说,你这么大年龄,还是在家写作吧,小肖正好在休息,你让他帮你跑一趟(大意如此)。由于去机场是晚上,我从家里去洪山接人,然后再去机场,来回路程的确有些长,我也考虑到我能否吃得消的问题。于是我就直接给小肖发了短信,询问于他,他立即同意帮忙。虽然有禁行令,但听说官方也有通知:手机没有接到禁行短信的人,其私家车仍然可以出行。

按照常识,这件事,与特权完全无关。首先,我不是一个官,尽管指责我的人极尽渲染我是厅级干部,但是知情者都知道我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公务员,平时也不坐班。更何况,我已退休在家,哪里有职有权?其次,对于外国侨民的撤离,在全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警方也有义务提供帮助。就算没有我前去询问,以我对武汉警方的了解,我相信,他们同样会伸出援手。这样的助人之事,警察也是经常做的。其三,更何况,为我帮忙的小肖用的是自己的休息时间。别忘了,这天是初五,还处于春节假日期间,而且还是晚上。

这件事换一种表述会更简单一点。即:封城之后,城内所有交通车辆停运,一位老作家的亲属,因是外国侨民,面对撤侨通知,正陷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去机场的困境。一个警察,在自己的车可以出行的条件下,利用休息时间,帮助他认识的这位老作家送其亲属去了一趟机场。如此而已。按上所述,这样的好人好事,是不是应该表扬?

对于小肖,我在用手机联系时,因是用文字,出于礼貌,所以尊称其为肖警官。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官。查证此事并不困难。同时,所有的联系,都是短信,这些记录,也全部都在。

有些人相当幼稚,一口咬定,我在疫情期间,把我侄女搞到新加坡去了。这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新加坡的飞机,不是本国侨民,是根本上不了飞机的。

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翻烂我的微博,找出来了几件什么事?这一件算是其中很大的一件吧?它让所有懂常识的人说说看,这又算什么?有时候这样的编排,甚至让我自己有点自豪感:看看,那些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找到这点事!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重点是:

1、我侄女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多年,疫情中滞留武汉,属于新国接侨范围之内。我只是帮她解决了去机场的困难,根本不存在把她搞到新加坡去的问题。

2、送机场不是特权,是警察朋友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予的帮助。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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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六-关于极左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六:关于极左

文 / 方方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

“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

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重点是:

1、启动对我进行批判的人,几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他们的文章,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为打倒我,以及对我污名化,他们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甚至,经过三年的时间,他们中的某几个,已经堕落成网络流氓;

2、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与极左无关。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你在那里吗?如果不在,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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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五-关于卖惨

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五:关于卖惨

文 / 方方

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话:你卖惨。你只写阴暗面。你光看到负面东西。你吃人血馒头。面对这一类质问,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你哪怕稍微翻阅了一下,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对大部分质问者,从他们话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原文。他们只是受到那些刻意攻击我的微博或公众号的诱导,并轻易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这些攻击和质问,大多出现在我的日记结束之后。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几无可能一一回复。于是,质问的版本就又升一级,说你为什么不回复?你不敢说话了吧?你为什么不歌颂抗疫,你是恨国者,你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你心理阴暗,等等。几乎所有的质问,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实际上,那些攻击我的微博和公众号,是从十多万字中,挑出我写到的有关悲惨的几百字,并将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后对不读原文的人说:看看,这就是方方写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几百字散落在十几万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记录的过程中,同时处在武汉这个灾难的现场。我知道的武汉惨烈事件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还说过,我不能写这些,我不能吓着大家。尤其一些来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灾难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镇静,对政府的各种命令,无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须配合执行。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试想想,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之沉重,怎么会有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悲壮出征,前来援助?如果不是武汉的情况之惨烈,怎么会有医护人员一谈到他们初来武汉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声?生命的逝去,是让所有人悲伤的事情。我也同样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难忍内心悲伤,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存在。在记录中,我的真实情感,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在听到封城信息的同时,我们便听到了四处的求救和不间断的死讯。武汉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们,面对死亡全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同城的居民——我们,也同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它的突然,这份痛,便显得格外强烈。尽管我应该记录下更多,但是,我还是担心读到的人们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尽量少写,尽量一笔带过,尽量点到为止,尽量不写过程而只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去世医生的亲属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没有写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的记录,并没有真正写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凄惶和无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写到了这个逃避。我说我不敢看更多的视频,并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坚强,我也希望大家避开,换一种别的方式调节自己,以便捱过艰难时刻,比方去追剧什么的。所以,对那些最悲惨的人事和所谓的“阴暗面”,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减少记录。这样做不全然是为了我的读者,更多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在那个时候,镇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个日记,除了记录,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报现状,鼓励大家坚强,即便有难处也忍着,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困难终将过去。如此等等。对于这一类大量的文字,比写我的个人悲伤多几十倍的文字,那些攻击者们,却只字不提。不得不说,在这些攻击的背后,某些人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有一位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或是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一个数字分析。尽管阅读变成这样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很无奈,但是这些数据,却提供出最坚实的证据。这篇文章题为:《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

文中指出:“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重点是:

1、我的记录中,确有发自我内心的为生命逝去的个人悲伤。如果看到那么多的死亡而无动于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让这种悲伤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几乎没有展开描述悲惨的死亡过程;

2、政府早期的失误,我有过不少批评。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励人们,并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心,给政府以信任。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很快会渡过难关。对于后期疫情的控制得力,我亦照样实录,多次称道。只要稍微完整地读过我的文字,都不难看到这些内容。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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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关于:关于二十个口罩

文 / 方方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

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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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三-关于医生朋友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关于:关于医生朋友

文/方方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我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

重点是:

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
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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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二-关于听说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

二、关于听说

文 / 方方

你都是听说的!这是对我的日记质疑最多的一句。感谢大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也感谢大家对记录素材的高标准要求。

既然是记录,我当然也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实性。但是,从一些人对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稍微完整一点地读过我的日记,有人恐怕连一篇也没有读过。他们只是被某几个公众号的观点所诱导,即:你都是听说的,所以你是瞎编;你根本没有去现场,所以你是虚构;你是“足不出户”,你是“道听途说”。所以,你写的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既然不真实,那你就是造谣。

这得对现代通信和互联网多么不了解,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并得出如此结论。它甚至经不起一句反问。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才可能会有真实。那么,如果我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查看,又是怎么知道我“足不出户”?或者怎么知道我“道听途说”?很显然,你们是从网上得到有关我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我的信息,我同样也能从网上得到他人的信息,是不是?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是的,我的确没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现场,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记录。比方李文亮去世,我不在中心医院,我可以写他;方舱医院,我从没有去过,我同样可以写;公务员下沉社区,我不曾实地采访,这也毫不妨碍我写下他们。还有警察,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地点,但通过现代通讯采访,我照样能知道到他们的情况。其实,很多记者的采访也如我一样。比方他们采访医生抢救过程,不可能人在现场,只能听医生陈述。正像很多记者通过网络对我采访,他们也没见到我本人。你不能说这样一类的采访是假的,或者这就是谣言。我想,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

更何况,在封城期间,我这样的人,在得到信息方面,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毕竟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讯录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

试问一下,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更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也都是常识?

尤其当我的日记被无数人读到之后,主动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全都有名有姓。提供的内容也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亲人的近况,或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众多读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夜半三更读到我的日记,或是几天之后,可以知道我写了日记。而我,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获知八方信息。

当然,这里我还是可以详细地说说我的信息来自何处。

第一,来自官方每日通报的疫情实况、疫情地图和各种媒体的报道;

第二,来自医生朋友。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医生朋友的情况。有一位医生朋友经常会告诉我最新的疫情进展和病人医治状况,我也会向他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朋友提出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三,来自朋友圈的资料和朋友们传来的视频音频,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过的;

第四,直接来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同学熟人各自的信息;

第五,我自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这应该是我记录中的最大部分。

这样算来,除了第一和第三条,算是间接消息,其他的,都应该算作第一手信息。比方,我邻居的表妹去世,我好友的兄长去世,我自己的同学去世,我哥哥告诉我小区团购的情况,同事记录其下沉社区的实况,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能点出真名实姓。而这些,大多记者都难以了解得这么细微,媒体也不需要有如此详细描写。但我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记录。

至于为什么不写那些人的名字,其实,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复杂,我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烦,所以全都虚写,避免透露具体信息。

到目前为止,真正被某些人说成是“谣言”的,只有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一事。而这两件事,我已经有过多次说明,近期,我还会就此专门细说。

我自己曾经更正过两条:一是王广发医生为第二批来汉专家,我曾写成第一批,但他来过武汉这一核心内容不错;二是雷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几片屋顶,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但确实有大风跑掉了屋顶的事实不错。

除此外,还有什么失实之处呢?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是真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不了解吗?而那些比我对互联网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他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对财经记者采访中说过的那句话: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我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重点是:

1、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但这么多天来,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

2、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小误差,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已经做了订正。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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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接龙之34: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方方日记接力

我深深知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绝不能仅仅为了展现自己的“爱国性”,当别人喊着口号冲上去拳打脚踢时,自己也跟着冲上去打一拳。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文/木岚

 

在吵吵嚷嚷、纷纷扰扰中,我的共十二篇几万字的《不吐不快》系列写完了。

在“乌云压城城欲摧”中,我发出我的真话,实话,心里话,到微信朋友圈以及所参与的各个聊天群。我不怕别人给我扣“吃饭砸锅”、“恨国党”、“带路党“的帽子,也不畏惧不同观点者围攻我。

作为一名小作家,战疫期间,我创作了十六篇公益性作品,都是歌颂、赞美这场伟大、悲壮的战疫战争的。这些作品中,有十四篇是诗歌朗诵,一篇是《战疫白衣战士之歌》的作词 (此歌已经上传中国原创音乐基地,入库QQ音乐并上架酷狗音乐等),还有一篇是琼剧唱词。我的不少创作都被民众广为传发。在本省援鄂医疗队里,我的作品被大家互相转发,医护们都说很受激励。我的作品有上传中央宣传部平台,被海关总署离退休干部局和本地党报采用,省电视台采访过我,海关总署出版社更是要我的战疫诗歌拟结文成集出版发行。

试问,如果没有一腔爱国情怀,我能有这样高昂的创作热情吗?如果将方方日记当成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恨国的分界线的话,能据此把我也打成“恨国党”或“带路党”吗?

我认为,判断一件事的是与非,除了用耳朵听外,还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综合之后再经过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然后再做出判断。

曾有同乡朋友问我,“木岚姐,战疫以来,您一直是正能量,为啥您现在变成负能量了呢?”

我创作的战疫系列作品,那是出自爱国情怀,出自一位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是正能量。

如今,我讲真话、实话、心里话,是出自做人的良知,同样是正能量。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也正好解释了我为什么一个七旬的老人,会顶着被扣帽子、被打棍子、被围攻的风险,花这么多时间写这十几篇几万字的“不吐不快”。

透过方方日记事件的纷纷扰扰,我想起今天网络上流行得很火、有可能将来会成为经典的一句话: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文革无症状感染者,条件合适就发作。”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读初中。懵懵懂懂地,揪校长老师、抄家、喊口号、开批判会,全都是跟在高年级的师哥师姐后面。

过后回想,这些昔日受敬重的校长、师长被揪被戴高帽游街,被批判被赶下课堂,全都是被冤枉。整他们的黑材料、写她们的大字报、批判他们的发言稿,全都是从她们上的课讲的话中断章取义,然后上纲上线。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经历了被扒祖宗十八代查出身。

我在乡间读的小学,根本没有什么课外书。到了初中,考上了省重点,看到学校的图书馆,就象找到水的鱼儿一样,一头扎了进去,如饥似渴。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中国名著、世界名著,看了一本又一本。喜欢看小说,也喜欢并崇拜那些写小说的作家与翻译世界名著的翻译家,如写《家》、《春》、《秋》的巴金、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的老舍,翻译《高老头》等名世界名著的翻译家傅雷等。

生长在边陲之地,信息闭塞。直至文革后期,我才得悉自己所崇拜的著名作家和著名翻译家,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其中老舍、傅雷等,更是不堪其辱,含冤自尽。我感到极为痛心。

之后,再读后来他们平反后人们写的他们被批斗过程的报告文学或内部资料,发现几乎无一例外,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都是被强加的上去的,而整他们所用的手法,基本上都是扒出身、扒祖宗十八代、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作为一位在武汉战疫期间天天既收看主流媒体消息,又天天追看《方方日记》来兼听来自民间声音,为创作战疫诗歌收集素材的作者,我目睹了过去这段期间以来,方方饱受的网络大围剿。再回过头一篇篇重看方方日记,发现网上批判甚至指控方方的“罪状“全是不实之词,而且所用的手法与文革中的整人手法都是似曾相识。

正如作家陈勇在他的《不崇高,更不卑鄙,方方的日记只是个人抒写,不是卖国宣言》一文中最后一句所言,“看到这样围殴一个老太太,实在看不下了!”

不崇高,更不卑鄙,方方的日记只是个人抒写。看着方方被围攻,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想起文革中老舍、巴金、傅雷等文学巨匠的惨痛经历,我的心与陈勇一样,实在是看不下去,不能不发声为其鸣不平。

我也知道,一个人一旦形成思维定势,就有了心理学上的“证实偏差”,在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过程中,会很容易产生一种寻找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支持这个信念的信息,而忽略否定这个信念的信息,甚至还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认知资源贬低与他们看法相左的观点。

我知道,我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篇幅谈我对方方日记的看法,很大可能是事倍功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我只是用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或者只是动动手指转发贴子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我深深知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绝不能仅仅为了展现自己的“爱国性”,当别人喊着口号冲上去拳打脚踢时,自己也跟着冲上去打一拳。因为,那样会让我良心不安,愧疚后悔。

近日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老师写的评述方方作家的文章。特别赞同文中的这句话:“一本日记竟掀起了这样的轩然大波,实在是我们社会和国人的耻辱。如果世界上真有敌人,我想一定会在暗处偷着乐,笑话我们的无知无畏和无耻。”

新冠病毒疫情,是人类百年未遇的灾难。祸兮福所倚,我们能见证这百年未遇的灾难,也能见识灾难中与灾难后的人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惧染尘埃!

我在海南,祝方方老师安康。

作者简介:木岚,作家,诗人,退休干部。年方七旬,心仍年轻。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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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关于一-说在前面

方方武汉日记

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关于:说在前面

文/方方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人们听,或是不听,我能说明的,我尽可能在此明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天起,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我要减少那些喧嚣,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

这份记录的名字,叫《关于》。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当然,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一、关于日记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

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因为不是写日记,也不是写文章,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所以我写得很随便,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初二就没有记,初三则记了两篇。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以后再写文章,所以写得很随意,也没有好好检查,经常出现错漏字。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

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取名为《方方日记》,又或是叫《封城日记》。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于是就接受了“日记”这个说法。

重点是:

1、它是《收获》杂志约稿,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约稿”;

2、它最初不是日记,而是为写《封城记》所作的记录。所以,它没有像日记一样“放在抽屉里”。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居于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省作协原主席;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长篇《是无等等》;中篇小说《风景》于1987年发表,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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